一个学者的使命担当

　　□刘周堂

　　一个学者应该有学术情怀和使命担当，他的学术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还应该具有繁荣学术、推动学术事业进步的责任意识。当社会需要他进行学术领域转进的时候，能果断听从社会的召唤；当发现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对象调整时，能欣然转移学术阵地，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情怀和责任担当。王树林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学术情怀和使命担当的学者。

　　王树林教授主要从事文献学的研究，虽然20世纪80年代发表过几篇关于应天书院的研究文章，但在这方面用力并不多。然而，4年前与时任商丘市睢阳区的宣传部长和文联主席的一次闲谈，却使王树林教授毅然决定转移学术阵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撰写应天书院志的重任。因为宋代的四大书院，其他三大书院都修有院志，且一修再修，而应天书院作为北宋皇帝赐名的书院，且为北宋王朝培养了如范仲淹、富弼、张方平、王洙、石介、孙复等大批名臣名士，却至今没有一部史志，确实令人遗憾。这种情况瞬间激发了王树林教授的家乡情怀和学术使命感，他决心为国家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应天书院建于北宋的商丘，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得诏赐此名，是为书院之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改为应天府学，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升为南京国子监学，真正以“应天书院”之名办学只有26年。正因为以书院之名办学的时间短，再加之此地属于战略要冲，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靖康之变后，多次遭受战火。明代时书院旧址又数次被大水淹浸，有关书院的历史资料毁坏殆尽，现在残存的一些史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又互相矛盾，明清以来甚至将范文正公讲院与应天书院混为一谈。这些恐怕就是应天书院一直没有志书出现的原因。可以想见，要厘清应天书院的发展脉络绝非易事，要清晰地描述应天书院的教学、管理、人才培养及其历史贡献，更是困难重重。但王树林教授不畏艰难，从搜集原始资料开始，采用考论相结合的方法，将全书分为方域地理志、建置志、沿革志、授徒管理志、职官志、人物志、著述志、应天书院大事年表等八个方面，将应天书院的辉煌历史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4年的艰苦奋斗，取得巨大的成功，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料翔实。任何历史志传都是靠资料支撑起来的，没有资料，志书撰写无从谈起。而应天书院因为办学历史短，又屡遭兵燹之灾，史料极其匮乏。为了寻找有关应天书院的史料，王树林教授查遍相关史书，除了正史之外，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有关人员的往来书信、笔记、文集序、跋、碑记，以及相关人员的诗文上，只要是有点相关的材料，他都收集起来。在资料的收集上，可以说是做到了竭泽而渔。比如，为了弄清楚应天书院的创建情况，仅在建置志中作者就引用了如下典籍：《宋史·戚同文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全文》、张方平《乐全集》、曾巩《隆平集》、宋徐度《却扫编》、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洪迈《容斋随笔》、陈均《九朝编年备要》、王称《东都事略》、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外集》、朱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等15种史料，书中其他部分也大都如此。作者每论及一个问题，总要尽力搜寻史料，追求毫发无遗，做到论从史出，持之有故。《北宋应天书院志》建立在这样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自然增加了其结论的可信性。

　　二是考证精审。如前所说，有关应天书院的一些材料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说法不一，甚至互相抵牾，因而需要对其进行仔细辨证，以便去伪存真。在这方面，作者下了极大的工夫，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范仲淹曾就读于应天书院，后应晏殊的邀请，又在应天书院掌教两年。明朝官员郑三俊出任归德知府时（商丘在五代即为归德军节度使驻地），出于对范仲淹的敬仰，便建了一所范文正公讲院。由于范仲淹声名显赫，为世人所敬，于是从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侯方域开始便将应天书院与范文正公讲院混为一谈，认为北宋的应天书院就是范文正公讲院。作者经过精心考证，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此外，《宋史·范仲淹传》、王应麟《赤诚书堂记》以及明清的几种地方志，包括《范文正公集》等书，都说范仲淹“依戚同文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籍还持此说，更是大谬不然。作者精心考证后指出：戚同文是五代人，出生于904年，家境贫寒，天性至孝。他是杨悫的学生，因为品德优良，又聪颖异常，杨悫便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后晋末年，社会动乱不堪，杨悫住在将军赵直家，病重不起，便将后事托付给戚同文。戚同文即为杨悫三代人送终。也许是被戚同文的忠义所感动，将军赵直对戚同文厚加礼遇，为他修建房舍，方便他招徒讲学，致使“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其中有50人中进士，十余人入台阁。戚同文去世后，其子戚维、戚纶和他的孙子戚舜宾继续开馆授徒讲学。宋真宗时，本邑富人曹诚出资在戚同文的旧居建了学舍150间，汇聚了1500卷书，并延请名师，继续招徒讲学，且盛况空前。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知府上奏朝廷，真宗赐名为“应天书院”，并下令请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主持书院，曹诚为助教。据《宋史·戚同文传》记载，戚同文卒年73岁，按此推算，戚同文去世当在赵匡胤开宝年间。而据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范仲淹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入应天书院，此时距戚同文去世已三十多年。怎么可能“依戚同文学”？这样的辨析考证，令人信服。

　　又如戚同文的卒地问题，《宋史·戚同文传》和《戚纶传》都说是长子戚维把戚同文接到自己随州任上时而卒。但作者从《戚纶传》中戚纶中进士的时间到做太和县令的时间上推算，又发现戚同文的卒年与宋史记载的73岁合不上。作者随即进行考证，王禹偁与戚纶是同年进士，又是好友，他在《小畜集·送戚维序》中说：戚维自入仕以来，一直宦途偃蹇，长期滞于下僚。今年秋，国家因为四川的一些县令长期空缺，于是下令命戚维前往遂宁任职。接令后，戚维左右为难，去遂宁任职，即无法奉父母。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赴任，但心中又放不下父母。大概是到任安顿好后即如《宋史·戚同文传》所讲“迎同文就养”。遂宁，即遂州。《宋史》本传说戚同文卒于随州，当为“遂州”之误。这样细致地分析推理，其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三是内容丰富。应天书院虽只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它在当时影响巨大，办学成就显著，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成为方圆千里的名校，以至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厘清书院的发展历史，纠正一些以讹传讹的错误，固然重要，但真实地展现当时书院的教学与管理，特别是厘清当时书院的人才培养情况及其历史贡献，为今天办学提供某些借鉴，应该说更为重要。作者因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两个方面，从而使本书不仅弥补了应天书院无志的缺憾，更使本书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前者，作者从大量零星的史料研究中发现，书院从授徒理念到授徒内容、从传授知识到以德育人、从生员管理到体制创建，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授徒管理体系。具体说来就是：在办学理念上坚持有教无类，无论贫贱富贵，均可入学就读。在教学内容上以经学为主，兼授诗歌与辞赋。教学制度比较完备，院主、助教、书院提举、掌教、管记等行政管理人员各司其职。讲书负责授课，有时也请当地政府官员中学问丰赡、经艺深厚的人来书院授课，讲学自由开放。教学方式也十分灵活，教师讲授与学员自修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长及爱好，自主选择主学方向。管理上以德为重，将学生的行为品德操守纳入考核制度，其中孝悌忠信是每个学员必须做到的。书院定期举行授学之礼与祭典之礼，以培养学生尊师重道的品德。

　　关于后者，作者专门辟有职官志、人物志、应天著述志等。职官志是对应天书院期间、府学期间担任应天知府及提举书院的官员的生平进行叙录，个别在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时有影响的著名官员也予以稽考。人物志则分为先师考、名师考、戚同文名弟子考、书院英才考等四个部分。正史有传的即依传展开，正史无传的即从相关史料中细绎而成，这部分当然是作者用力最多的，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由此不仅可以知道哪些人才与应天书院有关，也可了解应天书院在人才培养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应天著作志主要是对北宋应天府一地的文人著述进行稽考著录，这些人或学成于应天书院，或受应天书院的影响，意在彰显应天书院的学术贡献。应天书院大事纪年则采用纲目的形式，通过可信的史料，对自真宗赐名应天书院至升为南京国子监学的几十年里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细致梳理与考证，其引证资料之丰富、辨析之深刻、叙说之清晰、评说之公允，令人叹其用力之勤、知识之博、识见之精，因而也极具学术价值。

　　从散落在各种书籍中钩稽有关资料并加以精心考证写就《北宋应天书院志》，无异于从残砖断瓦和碎木片椽中筑成华丽大厦，其中的艰辛，非常人所能想象。此时的作者已退休多年，自不必为稻粱去谋，完全是基于学者的使命责任来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很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其学术精神令人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