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庄遗址：商丘早期文明第一缕曙光

马庄遗址。 马学庆 摄

马庄遗址出土的石钺。

马庄遗址出土的釜形陶鼎。

马庄遗址出土的玉饰。

以上三张照片来自《豫东考古报告》图版

商丘位于广袤的豫东平原，这方厚重的沃土是孕育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马庄遗址位于虞城县沙集乡马庄村，经考古发现已有7000年的历史，这里是“最早的商丘”，是先商文化的萌芽，为研究“殷商之源”这一重大课题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资料。

前不久的某个周日，笔者驱车赴虞城县马庄遗址考察探访，入村处的“古镇杏岗”“文化马庄”和“商丘早期文明第一缕曙光”的文化标牌，彰显着这个古村落的厚重内涵。

豫东寻商：唤醒沉睡数千年的马庄遗址

20世纪90年代，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基于古籍文献记载和近代学者的考证，认为商文明最早起源于商丘，先商、早商文化遗存应在商丘范围内考古发现。为此，他多方努力促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成立了中美联合考古队，合作开展“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项目课题研究，又称“豫东计划”，在商丘进行了为期10年的考古工作。

马庄遗址所在的马庄村东南建有杏岗寺小学，遗址的主要文化堆积正是杏岗寺小学所在。遗址最初由于杏岗寺小学建校舍时在周边取土发现。1990年，商丘地区文化局曾在该地做过试掘，采集了少量陶片，定性为龙山文化遗址。1991年，国家文物局出版的《国家文物地图集》将马庄遗址列入其中。1994年10月8日，中美联合考古队入驻马庄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地点选择在杏岗寺小学北面的取土沟内，共开探方8个，东西两区总发掘面积203平方米。发掘工作至11月28日结束，历时50天。此间，张光直教授亲临发掘现场，陪同前行的还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乌恩、美国加州大学的罗泰等。

马庄遗址的考古发掘意义重大，直接将商丘可考的历史年限提至7000年，使这一遗址成为目前商丘境内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史前文化遗址。能够证明商丘7000年历史文明的，便是在马庄遗址发现的第五层文化遗存。

世界的维度：马庄遗址第五层时期的全球文明史观

马庄遗址最具价值和分量的第五层文化遗存，内涵丰富，厚重神秘，彰显了商丘考古在全国考古中的地位，彰显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维度。之所以称为“第五层”，是因为当时考古时将发掘地层分为五层：第一层表土层，第二层冲积层，第三层分明清时期文化层、宋元时期文化层、战国时期文化层、商时期文化层四个子层，第四层龙山时代文化层，第五层为探方内的主体文化堆积层。“马庄第五层遗存年代相对准确是墓葬年代。碳14测年表明，这批墓葬年代应在公元前3500—公元前4000年……因此整个马庄第五层遗存的年代有可能在距今5000—7000年间这样一个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编著的《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中如是说。

将7000年的马庄遗址人类聚落置于全球文化的视野，可窥中国文明兴起的世界背景。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分布于大部分地区的若干人类社会都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跨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大的分水岭，即进入新石器时代发生了“农业革命”。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载：“这一革命促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得以发展出古代的大河流域文明。”新石器时代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和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形成。

马庄遗址第五层时期（距今7000年—5000年）和接续的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600—4000年）这两个时间段，正是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马庄遗址处聚落的地理环境和先民的生息环境正与四大文明的发祥地相吻合，即这些文明发祥地基本位于北回归线至北纬40度线之间的暖温带和亚热带，其共通之处是河川及其两岸都有肥沃的冲积平原，这些平原都孕育出了发达的农耕社会。马庄遗址位置在北纬34度附近，且居于黄河之畔，原来是一处高岗堌堆，当地居民称为“杏岗”。在马庄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证实当时农业已有相当的发展。如出土的石斧、石锄、石刀、石镰、蚌镰、磨石，充分反映了马庄遗址的早期原始农业已经进入了锄耕农业阶段。从遗址出土的骨器、角器、牙器、蚌器来看，当时生产工具中截、劈、削、刮等器物已初步成型，制作石器、陶器已有专门分工，手工业已较为发达。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积蓄了丰富的剩余农产品，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聚落的扩大，从而促使商丘早期文明的形成。

叠葬、拔牙习俗：头东脚西的东夷葬俗葬制

马庄遗址第五层墓葬共发现墓葬23座。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这些墓葬所表现出来的葬俗葬制也令人惊讶，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墓葬间的叠葬现象。所谓叠葬，是指多具人骨架叠放在一起埋葬。例如M6、M7、M8、M9、M13诸墓葬依次相互叠压成一排，前者叠在后者之上。这种葬法也见于豫东、鲁西南、苏北地区几处墓葬，反映了几者间的文化相似性。

马庄遗址第五层墓葬的葬俗是头东脚西，葬式以仰卧直肢葬为主，所有人骨架的方向一致，均向东并略偏南。除叠葬外，也有独立埋葬的墓葬，这些墓葬的方向、葬法皆与叠葬一致，这正是东夷人的墓葬习俗。而此时期中原仰韶文化的葬俗多是头西脚东。我国新石器时代不同氏族部落墓向的选择都必须遵循各自约定俗成的原则。所谓墓向，就是指死者埋葬时的头向。由此可判定，马庄遗址墓葬不属于仰韶文化系统，而属于东夷文化系统。再者，马庄遗址第五层墓葬没有圹穴（墓穴），死者可能属于浅土堆埋；没有发现葬具；只有数量不多的几件随葬品。这与大汶口文化墓地中晚期墓坑巨大、实行大型葬具、随葬品丰富的厚葬之风盛行不同，因此应属于北辛文化晚期或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

在马庄遗址第五层墓葬中，有3例墓葬的人骨架有拔牙（右上外侧门齿）习俗。逄振镐所著《东夷文化研究》指出：“人工拔牙习俗最早起源于东夷族。”马庄遗址第五层23座墓葬中大部分有随葬品，包括陶钵、陶觚、陶尊、牙饰、石钺，个别墓葬还葬有猪下颌骨。远古先民以饰为美，在6座墓葬的人骨架头部附近发现牙饰，M17墓葬随葬有两件弧形项饰。生活遗存还出土有玉饰，为玉璜残件，说明商丘6000多年前已有玉石。牙饰、项饰、玉饰的发现，是当时东夷先民社会生活的反映。葬猪习俗亦是东夷先民的民俗，墓葬中的猪下颌骨既表示拥有私有财富，还表示供死者享用之意。

中华礼制的肇始：商丘最早的礼仪之器石钺、陶觚

在电影《封神》中，商纣王在登基大典上手持的“小斧头”，就是重要的礼器钺。在马庄遗址第五层墓葬中，共出土5件磨制的多种形制的石钺。说明石钺是当时十分流行并且受到高度重视的器类。“石钺或与后世象征军权的玉钺和铜钺有一定关联性。”（《豫东考古报告》）而在最新发掘的距今5000年的永城王庄遗址中，则发现多件玉钺。

从新石器时代马庄遗址的石钺，到王庄遗址的玉钺，再到夏末商汤征战的青铜钺，彰显了钺在商文明中的延续传承和重要性。斧钺分化，可视为礼制先声。钺最初是石制的，即石钺。《说文解字》解释：“大者称钺，小者称斧。”钺最早是一种大斧，由于威力大，后来演变为武器，最后成为礼仪和王权的象征。石钺作为陪葬品随葬，横置于身体的两侧，多在头部或胸部，这是墓主作为护身符重器使用的。

在马庄遗址第五层墓葬中，发现随葬的祭器还有肥足彩陶豆、高足彩陶豆、觚形器。豆是盛食器，后世尤其是东周以降成为主要的祭器之一。随葬品中的陶觚容量较小，容易倾倒泻出，似可盛装液体。根据东夷地区觚形器的演化，以及二里头陶觚来自于东方，可见马庄遗址觚形器显然是夏商周时期的陶觚、铜觚的先祖。以上随葬礼器，当时显然实现了“食器+酒器”的配置。这些随葬品并非普通陶器，不见于地层，是专门用来事鬼神的随葬品，代表的是当时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们的使用，表明马庄类型史前文化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礼制’。”（《豫东考古报告》）因此，商丘为中华礼制的重要肇始地之一。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东汇西”解密马庄第五层的文化属性

在马庄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五层文化遗存中，最能反映“马庄类型文化”特点的是陶器。出土的陶器器类丰富，主要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具有高度代表性。夹砂陶陶色多红褐色或黄褐色，主要是陶鼎、陶釜，也包括少量陶罐。另一类泥质陶不挂陶衣者多为橙色，挂有陶衣者为橘红色，主要器类有陶盆、陶钵、陶豆、陶罐。部分陶钵或陶豆在陶衣上施彩，彩绘图案通常是红色宽带或红彩的横向平行线若干条绕器身一周。随葬的部分陶豆精心制作出平行线条和弧形图案。两类陶器成型基本上采用轮制，也有部分是手制。陶器的烧成温度较低。

马庄遗址距今7000年，正处于东夷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时期。马庄遗址第五层北辛文化陶器的出土，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马庄遗址出土的釜形鼎大量见于山东滕州北辛遗址，可在山东济宁王因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中找到类似器物；马庄遗址出土的盆形鼎、陶钵，同样常见于山东济宁王因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等地；马庄遗址出土的折腹釜，类似器物在山东滕州北辛遗址、江苏灌云大伊山石棺墓遗址等地有发现；马庄遗址出土的口沿下带附加堆纹的筒形釜，在安徽濉溪石山孜遗址十分常见；马庄遗址出土的陶壶、陶豆、陶盆，多见于安徽濉溪石山孜遗址、江苏灌云大伊山石棺墓遗址、山东济宁王因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等地。这些都可以视为一种来自东部的因素。马庄遗址又融合吸收了中原仰韶文化元素。出土的罐形鼎常见于郑州大河村遗址前二期、安阳后冈遗址一期等。马庄遗址均衡地受到东部和西部的影响。

马庄遗址“融东汇西”，主体属东夷文化系统，第五层文化遗存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为主体，又融合了中原仰韶文化、安徽双墩文化、江苏北阴阳营文化因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第五层文化遗存分为早期、23座墓葬、晚期三小层。三小层之上乃是龙山文化遗存。按照东夷文化考古序列及根据墓葬遗存分析文化性质，第五层晚期当是以大汶口文化为主体的遗存，第五层早期当是以北辛文化为主体的遗存。“从文化构成看，马庄第五层遗存几乎均衡地具有来自山东北辛文化因素和郑州地区的大河村遗址以及苏北同时期文化的因素。”“考虑到马庄第五层遗存发掘有一定面积，虽然陶片残碎但基本能够反映该支文化的面貌特征，特别是遗址中发现一批保存相对较好的墓葬，我们或可将这支文化称为‘马庄类型史前文化’，或直接命名为‘马庄文化’。”（《豫东考古报告》）这些特征表现正符合商文化起源于东夷文化系统，又海纳百川融合周边文化形成独立个性的特点，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对于探寻“殷商之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地标意义。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悠悠历史长河，马庄遗址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最早的商丘”为这里的人民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这缕文明曙光，照耀着商先族先民催生出先商文化、早商文化，并进入成熟的商文明发展阶段，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