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圣人文化与商丘古城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华圣城，即中华圣人文化之城。

　　当前中国，无论看文化输出，还是看文化消费，早已步入文化中国时代，文化复兴及文化遗产保护，各种形式的发掘、擦亮、继承与发展，皆紧锣密鼓。商丘也不例外。“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出自《诗经》的神话故事让商丘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化中的古国之城、古老之城。

　　的确，这块古老的文化热土，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又是中华火文化、商文化的重要肇始地，春秋时期以商丘为轴心，方圆200公里范围内诞生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惠子等深刻影响中华思想文明的伟大思想家，让商丘成为中华思想文明的轴心城，即中华圣人之城。

　　圣城之城、开展朝圣活动、贡献圣人智慧

　　商丘古城“中华圣城”定位的三个新思考

　　“中华人类文明史离了商丘没法写；世界人类文明史离了商丘不完整。”这是当初南京大学长期从事先秦社会历史文化、文明探源与比较研究的范毓周教授，在获批编写《人类文明通史》时说过的话。

　　那么，商丘作为文化大市，在中华人类文明史及世界人类文明史中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其彰显中华民族文化根与魂的遗产是什么？根和魂具体体现是什么？其与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文化之魂的牵系在哪里？万宗归一，在商丘古城。一座古城，其有形遗产——现存500余年地面建筑遗存，无形遗产——地下探明5000年故城遗址，和文献中近1万年的上古文明史，尤其是中华思想文明进程，彰显的不只是商丘文化遗产的根和魂，更有中华文化根和魂的光荣启迪、肇始与推动。商丘古城作为商丘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一直被高度关注。而当务之急，如何发掘、擦亮、继承与发展商丘的历史文化？如何缩短规划从纸上到现实的距离？这就关系到商丘古城三个定位的新思考。

　　第一个定位——“圣城”之城。商丘古城不只是古城，更是圣城，不是中国古城之一，是中国古城中的唯一。“圣城”，并非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而是一个彰显民族思想和信仰的中心。一座城市，可以是七朝、八朝甚至是十朝、十二朝古都，朝代更迭，历史悠久。然而古都造就的，也仅仅是帝王和城池。“圣城”与此无关，它是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地方，只有肇始一个民族思想和信仰的地方，才寄托着这个民族文化文明的根与魂，才配称“圣城”。

　　商丘是出现圣人的地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区划不止于今天的商丘区划，所以，老子、庄子、墨子、惠子均是商丘人，孔子祖籍商丘。因此，以商丘为中心，半径200公里范围内，涵盖了儒、道、墨三家贤哲圣人。可以说西方有一个罗马，东方有一个商丘。在此碰撞、产生、融合、发展起来的思想和哲学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文明的进程，而且成为了“旧轴心时代”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影响着当今世界。

　　第二个定位——举办朝圣活动。如果建成“中华圣城”，将标志着商丘古城成为全球华人华侨的朝圣之地、朝圣之城。这样一个定位，是面向全球华人华侨的。全球华侨6000多万人，加上14亿中国人，这个体系影响很大。把这个体系做好做大，是对“圣城”文化与产业的再思考、再开发、再继承、再光大。

　　第三个定位——贡献圣人智慧。做古城文化，不能停留于把古城做古，要焕发出古城的生命力才能有成就。冯友兰有个观点，就是旧邦新命。之于古城，如何新命？就是对外贡献圣人智慧。朝圣之地的神圣，不在于新旧，而在于它是不是一座“圣城”。现在的希腊与罗马，即便是废墟，到那儿的人们仍都忍不住要去看看。朝圣的关键，在于神圣。

　　圣人文化、应天书院文化

　　商丘古城“中华圣城”定位的两大文化体系支撑

　　将商丘建成一个圣城，开展朝圣活动，贡献圣人智慧，要完成这样的光荣与梦想，需用两大文化体系作支撑，一个是圣人文化体系，一个是应天书院文化体系，这两个体系也是中国两大优秀传统文化体系。

　　圣人文化体系，正是目前中国向世界贡献圣人智慧的源流。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世界文化界、思想界抛出一颗“炸弹”，他提出了“轴心时代”概念。他认为，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在世界三大文明地区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东方的印度和古中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人物。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后来的耶稣，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庄、孔孟等诸子百家。这些伟大人物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到今天，他们独立发展的文化传统依然是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老子，周口鹿邑人（春秋时期隶属于商丘）；孔子，祖籍商丘；庄子，“宋之蒙”人，今商丘人；墨子，名翟，战国初期宋国人。他们是中国轴心时代的代表，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中华圣人文化现象的诞生。商丘的光荣与幸运，在于它成为了中华思想文明的开端之城、核心之城。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丘，以儒道墨等诸子百家碰撞、融合而成的中华圣人文化思想，一直影响着两千多年来中华思想文明的进程，并深远地影响到今天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和东南亚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中华圣人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圣人文化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由中华圣人文化体系支撑商丘古城“中华圣城”的定位，实至名归。

　　应天书院文化体系，是中华文化在中国古代达到的又一文化高峰，它是范仲淹在商丘创造的。范仲淹学习、执教的应大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意义与影响都是深远的，可以说，应天书院文化体系的灵魂仍是圣人文化。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范仲淹的思想文化内涵广博而深刻。在学术思想上，他是宋学开山之人；在政治思想上，他“忧事浑祛乐事还”“素心直拟圭无玷”“犹济疮痍十万民”“谏诤臣微敢殉身”；在经济思想上，他重农贵商；在教育思想上，他推动官私学合流和平民教育的普及，坚持教、养兼备的人才观；在文学思想上，他坚持“救斯文之薄”的文学革新观和“意淳语真”“文词贯通”的文学主张；在军事思想上，他坚持“化干戈为玉帛”“居安思危、备则无患”“屯垦戍边、移兵就食”；在个人品格上，他主张改革，严于律己，廉素家风，艰苦好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思想的形成，与商丘及应天书院是不可分割的。范仲淹“二岁而孤”。23岁时慕名来应天书院读书，五年“昼夜苦读，未尝解衣就枕”，冬月“以水沃面，食不继，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范仲淹成才于应天书院，娶妻、生子、封田也在商丘。他选定宋州楚丘李氏（宋太宗时的参知政事李昌龄的侄女）为妻，他的孩子被称为“睢阳少年”，虞城县利民镇有“范文正公祠”遗址，宁陵有“三郎秀才书信”和宋代范氏田井等遗址。1026年，范仲淹回应天府为母亲丁忧守丧，受留守晏殊之请，又与他的老师戚舜宾一起主持了应天书院，履行了两年的教学生涯。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五年求学和两年教学经历，奠定了他一生政治、文学、军事、教育和经济诸多思想体系形成的基础。由范仲淹继承创造的应天书院文化体系，其现实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中华圣人文化的继承和光大，作为书院文化的首要代表，在恢复国学，完成中华文化的复兴上，有着卓越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和担当。

　　量子力学、卫星“墨子号”

　　商丘古城与世界对话的新机遇

　　当前实现商丘与世界对话的新机遇出现了——量子力学及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6年8月16日1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墨子号”发射升空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盛事。不过被称为“科圣”“中国科学家始祖”的墨子，尚不为人详知。

　　距今2000多年的先秦时代，墨子及其所创立的学派墨家，与儒家并称为“世之显学”。然而，秦朝“焚书坑儒”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墨子学说再无余续，其后仅存录于正统《道藏》本的《墨子》53篇，包含神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哲学、军事学、逻辑学、物理学、数学等跨门类多学科知识。尽管《墨子》散佚已多，今人通过仅存篇章，仍可一窥代表古代中国科学最高水平的墨家科技成就及其科学思想。著名西方汉学家、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曾赞叹：“墨家的科学水平，超过了整个古希腊！”

　　“墨子号”发射升空，中国是在以此方式向世界致敬墨子，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并以此彰显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实力。商丘是中华圣人文化圈核心城市，中华圣人中的墨子是商丘人，量子力学涵盖了墨子的一些理论——商丘的机遇在于，商丘作为墨子故里，可以邀请专家来商丘召开墨子与量子力学研讨会，向世界递交“墨子”这张城市新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