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送走的阿黄

■廖天元

一大早，我就没看到阿黄。

平常的时候，我刚走到晒坝，离家还有五十多米，阿黄就叫唤起来。叫声响亮、清脆、高昂，和见到陌生人那种急促的吼完全不同，它一定在激动地告诉母亲：我回来了。

这是众多家养土狗中的一只土狗。母亲喜欢养狗，打小家里仿佛都有狗的存在。母亲养的狗，都是清一色的黄色土狗，都被没读过书的母亲叫作阿黄。狗狗们秉性不同，但我只要喊一声阿黄，它们都会对我摇头摆尾温柔以待。

这只土狗，被母亲拴在一棵枇杷树下。枇杷树一丈来高，像瓷碗一般粗细，常年青幽幽的绿，树冠铺展开来，遮住了小院一半阳光。母亲请木匠在树下给阿黄搭了一个窝，上面用青瓦盖着，下面垫着厚厚的谷草。我看着阿黄在里面打滚转圈，显得绰绰有余。

我不在家，父亲去上班，阿黄乖乖巧巧陪着母亲。母亲去干活，它就守家。母亲一回来，我看到过它前脚搭在母亲身上，像孩子一般撒娇。

农作的艰辛，在那一刻化为母亲脸上褶皱的笑容。我大致可以下个结论，母亲离得开儿女，习惯儿女长大后“无情无义”地远走高飞，但是一定离不开这条讨巧忠诚的土狗。

到了老屋不得不拆的前两天，母亲和父亲失眠了一夜，决定把狗送给舅妈。在电话里，母亲说了很多阿黄的好话。舅妈将近八十，慈眉善目，说一定把狗当自己娃。母亲又叮咛了几句，把舅妈惹得有点火，说不放心就不送过来。母亲笑，赶紧说放心放心。

下面的叙述依然来自母亲的絮叨。母亲说，她在夜间把阿黄的绳子解开，暗暗发誓，如果阿黄就此走掉，那从此就一别两宽。哪知第二天开门，阿黄乖乖地趴在门口。她给阿黄重新套上绳子，早饭后把它送给舅妈。

到舅妈家，要翻过三四座山头。母亲说阿黄在前头跑得很快，连一泡尿都没撒。母亲有些猜不透，是不是阿黄认为母亲在和它赶个场，一会又会和它一起回来。

母亲把狗拴在舅妈家的竹林边，悄悄眯眯地转身了。天黑躺在床上的时候，接到舅妈的电话，说狗不见了。父亲和母亲一个翻身，打着电筒就往舅妈家里赶。两个老人一句话都没说，夜间的风，只留下他们的长吁短叹。

母亲站在舅妈家里一声声呼唤阿黄，直到声音有些嘶哑。那个夜里，阿黄一直没有出现，倒是村里的狗叫声此起彼伏。

第二天，狗还是回到舅妈家里。舅妈说，阿黄就像一个犯错误的孩子，一直耷拉着脑袋。母亲听得老泪纵横，赶紧挂断电话……

想起来世事真是轮回。三十多年前，妹妹出生，当夜被父亲抱去舅妈家。那一年，我九岁。那一夜，我一路提着收音机，预备妹妹哭出声来时扭开开关。我不知道母亲在送阿黄的时候，是否想起三十多年前送妹妹的情形，虽然那个场景她没有亲历。

哪怕有一丝可能，我想母亲绝对不会把阿黄送走。老屋马上拆除，而新屋地基刚刚确定。父亲和母亲，要守着建房，也只能在他人家里暂住。一只土狗，实在没有它的立足之地。

有一年我去农村走访，看到一个老人和一条狗。那是冬至时节，微弱的阳光轻轻照在老人脸上，他脚下趴着一只土狗，画面安静得可怕。我无比酸楚，知道这个老人的风烛残年，大部分日子其实只有这只狗相伴。好害怕自己老了，也是这个模样，甚至身旁狗都没有一只。

我知道在农村，狗真的不仅仅是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