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宋圣英：守正创新 拥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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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8年6月，宋圣英（右）参加河南纸媒新闻团赴中国台湾考察，遇到商丘老乡、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受访者供图

图②：2018年10月，宋圣英（左三）在民权县伯党乡采访村民收入情况。 受访者供图

图③：2023年9月，宋圣英（中）在采访洛阳偃师商城遗址情况。 受访者供图

虽然与宋圣英同在一栋楼办公，但对他的采访却只能在11月2日一个周六的下午进行。忙碌，无疑是记者自与宋圣英相识以来他的常态。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他一边将自己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的经历娓娓道来，一边在不住地思索着未来传统媒体的发展走向。

“1991年，大学还未毕业时，我就来到了商丘日报社通联部实习。”宋圣英说，“实习期间，感受到商丘日报社良好的氛围，近距离接触一批专业、敬业的编辑、记者，我意识到，商丘日报社之所以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声誉，就是因为拥有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他们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992年10月，宋圣英通过公开招考进入商丘日报社，成为记者部的一名年轻记者。

“那时候，缺少交通工具。记者外出采访，如果下县，就是乘坐公交车。”宋圣英笑言曾经遇到的“人在囧途”——“那次去永城采访一个全国农业现场会，早上在行署坐车去的。因为采访的时候太忘我了，结果被车给落下了。自己费了好大劲，一直到晚上才从永城回来……”

后来，宋圣英又到通联部担任版面编辑，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当时，很多稿件及新闻线索都是通讯员提供的。”他说，那个时代，每千字二三十元的稿费对于许多通讯员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更是努力工作的褒奖，“每次去县里举办通讯员培训班，都是人山人海，各个单位都踊跃报名参加。很多通讯员因为写作的专长而走上了领导岗位”。

先后在记者部和通联部工作的宋圣英，因为刊发几篇诗歌散文，后来被调到商丘日报星期刊担任编辑。当时，除了正常的写稿、排版外，宋圣英还接到一个特殊任务——每周去开封日报印刷厂送版样，因为当时商丘本地印刷厂的设备无法满足印刷彩版的需求，“每次去开封出差的费用总共也就十几元，包括了往返火车票、餐费等所有费用。为了不超支，尽量省着花”。

2000年下半年，商丘日报社开始着手创建《京九晚报》，宋圣英参与要闻版编辑工作。2001年1月1日，《京九晚报》正式创刊，宋圣英担任京九晚报新闻部主任。“新闻部负责编辑《京九晚报》一版和二版的本地新闻。”他说，当时学习外地办晚报的经验，上午开编前会，争取下午出版，让读者能够看到当天的新闻，“万事开头难。《京九晚报》创刊伊始，发行份数少，影响力不大，加之记者部力量不足、新闻线索少等，导致稿源不足，甚至出现严重缺稿的情况”。

“晚上休息的时候，一想到第二天开编前会缺乏本地稿件，就急得睡不着觉。”为了解决“稿荒”的问题，记者出身的宋圣英在承担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和新闻部的彭浩、吴涛、李瑾瑜等编辑兼顾着采访任务。“有一年春节前后，坐着晚报摄影记者傅青的摩托车去梁园区刘口采访，路上寒风刺骨，那叫一个透心凉。傅青戴着头盔，一扭头看见我，对我说，人家坐后面都是缩着脖子，你脖子伸那么长干嘛！”虽然采访的路途艰辛，但一篇生动的《蒙墙寺的文物们》跃然纸上，还是令他感觉到了寒冬里的温暖。

创刊时期，《京九晚报》刊登了很多暖心故事，社会反响不错，但是有一次也险些“翻车”。宋圣英回忆道，有一次，商丘南站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记者联系，说一名自称来自深圳的小女孩在商丘南站与家人失散，希望记者报道一下，尽快帮她寻找到家人。《京九晚报》记者迅速跟进报道，又与深圳当地的报社联动寻亲，造成的声势很大。但是，在连续刊发了几篇报道之后，深圳那边始终没有找到小女孩的父母。后来，小女孩终于说了实话，原来她家就住在附近，因为跟家人生气她才赌气出走的。之所以说家在深圳，是因为小女孩的父母在深圳打工时她确实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所以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了解到真实情况后，采访此事的记者感到手足无措。“晚上组版前我一直在想怎么办，晚饭也是茶不思饭不想的，味同嚼蜡。后来我想，这个‘乌龙’事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小女孩，而在于孩子家长的教育方法问题。”于是宋圣英经过思索，动笔撰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孩子，不是你的错》，引导读者通过这个事件反思怎样做好家庭教育，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而不要简单地指责孩子。此后记者如实刊发后续报道。

在京九晚报，宋圣英先后担任新闻部主任、总编室主任、科教文体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等。2007年7月，通过全省公开选拔，他成为商丘日报社副总编辑。

“重新回到商丘日报，感觉日报的工作氛围和晚报不太一样。”宋圣英说，晚报年轻人多，冲劲大，主要做社会民生新闻。日报主要做时政新闻，讲究权威公正。

“记者永远在路上。每年市里召开大会的时候，比如召开人大和政协会、党代会、经济工作会议等，我们都要提前制订报道方案，落实到人。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到来时，人们在开心地游玩，远处默默拍照采访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记者。”宋圣英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以来，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记者的报道更是全天候的。作为媒体负责人，工作量之大、责任之重可想而知。“每年写的方案及报道重点都有上百个。办公室电脑桌面上的文档过一段时间就要清理。”宋圣英说。

溜走的是时光，带不走的是责任。每一个春夏秋冬，宋圣英和同事们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策划一个又一个报道“攻坚战”。汗水洒在路上，黑发渐染霜雪。其间，在历届党委领导下，在编委会统一部署下，他策划参与多项全市大型报道活动，收获30多项省级以上新闻奖励，获得全省优秀总编辑等多项荣誉。

2021年11月，宋圣英担任商丘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在报社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商丘日报整合资源，成立九大功能中心，构建了功能中心+专业部室（工作室）、中枢统筹+项目化运作的扁平化管理体制，形成新的传播格局。商丘日报荣获河南省出版领域最高奖项——2022年度河南优秀出版奖，被评为2022年河南省一级报纸，开辟了融媒体报道的新局面。2023年，商丘日报代表河南省地市级媒体，由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推荐在中国记协网展示《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全省18家地市级党报仅有5家。

30多年的从业经历，回想起来那么远，又那么近。很多事情起起伏伏，像层层叠叠的群山，即使走近，也很难看清什么。说起从业30多年的难忘经历，宋圣英略加思索，说有这么两件：一是2000年6月，商丘籍军校大学生李东亮在广州得到当地军民慷慨捐助，引起商丘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宋圣英便到李东亮的家乡柘城老王集采访，然后奔赴广州采访李东亮。广州、商丘两座城市温暖着李东亮，也温暖着记者。一篇发自广州的报道《军民情 鱼水情 家乡情》记录了这段潮涌珠江两岸的难忘经历，也揭开了“中国好人”李东亮生命中新的一页。自此以后，宋圣英对于“商丘好人”这个群体特别关注，相继制作了《商丘好人群英谱》（上下集）等书籍、画册及展板，对李学生、任长霞、黄伟、李东亮等典型不遗余力地宣传报道。多年过去了，如今“商丘好人”已经成为一个群体、一种现象、一种文化，成为商丘的一张闪亮名片。

“还有一次是偶遇商丘老乡韩国瑜。”2018年6月，宋圣英参加河南纸媒新闻团赴中国台湾考察，偶遇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当时他身着马甲正在到处拉票。虽然是短暂的相逢，但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让宋圣英十分感动。回来后，他在自媒体和几家杂志上刊发《高雄遇见韩国瑜》一文。此文，既有韩国瑜对家乡的浓厚乡情，又有对当时台湾政局的分析把握，还不失轻松、诙谐的文风。

终一生，择一事。“我走出校门，就迈入了商丘日报社的大门。我们这一代报人，经历了报纸最好的时代，也面临传统媒体转型的时代。现在，带领这个团队走出一条融媒体发展的路子，义不容辞。”宋圣英说。门槛越低，竞争越激烈，这是规律。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权威公信的主流媒体仍然大有可为。“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既要借鉴外地经验，更要适合自身实际。”宋圣英说。如今，商丘日报社有着一支热爱新闻、有责任、有担当、有创造性的融媒体采编团队，这就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底气所在。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讲好商丘故事，发出时代强音，去开拓商丘融媒发展的辉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