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村庄，竟藏着华夏文明的谜底

在这座装满彩色和灰色陶罐的博物馆里

我们可以“穿越”到五千年前的中原

看清我们从哪里来

又是如何变成了今天的我们

面容瘦削，颧骨高耸，皱纹纵横，发髻挽在头顶上……9月24日上午，两尊男性人头的塑像在仰韶文化博物馆揭开帷幕。其中一名男性40岁左右，生活年代距今约5600年；另一名50岁左右，生活年代距今约4000年。他们的面容，与今天的中国男性十分相似。

他们是此地原住民，家园就在仰韶文化博物馆所在的这片土地上。2020年至2021年，仰韶村遗址第四次发掘中，这两个位置相近的男性头骨依次出土。但他们的生活年代相差约1600年，类似于今天的我们与东晋陶渊明的距离。

作为中国现代考古的诞生地、中国考古第一铲落下的地方，仰韶村遗址发掘历时100余年，但这是人们第一次知晓此地先民的容貌。直视相似的面容，会令人产生一种直观的亲近感，似乎五千年的历史并不如烟。

仰韶村遗址在中国考古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以其命名的仰韶文化是中国年代最久、覆盖最广的考古学文化。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正是在仰韶文化的时代，仰韶文化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仰韶文化博物馆鸟瞰。摄影/何五昌

经过一年的升级改造，仰韶文化博物馆也于近日重新开馆。在这座装满彩色和灰色陶罐的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穿越”到五千年前的中原，看清我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变成了今天的我们。

DNA里的古人

这两个人头的塑像未来或许会出现在教科书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面孔，如同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个山顶洞人头像。

“历史书上的很多古人图片，都是人们根据想象画出来的。利用今天的面貌复原技术，我们可以复原出非常逼真的容貌，以后很多图片可能会被换下来。”公安部鉴定中心仰韶村遗址古人面貌复原团队负责人说。

左图：仰韶村先民复原，为5600年前约40岁男性。右图：仰韶村先民复原，为4000年前约50岁男性。

此次面貌复原工作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公安部鉴定中心、河南省公安鉴定中心等单位实施。2023年5月，公安部鉴定中心收到对两个仰韶村先民头骨进行容貌复原的邀请，7月开始启动复原工作。复原团队采集了超过401万个头骨定位点，再借鉴遗传背景最为接近的人群的特征，为其贴上肌肉组织。而无法通过骨相得知的肤色和毛发，他们通过DNA分析进行推测，最终复原精准度可达90％左右。

“颅面复原就像在一个灯笼架子上糊纸，架子什么样，灯笼就会糊成什么样。这是能解决的问题，但与颅骨形态无关的内容，就很难知道了，比如脸上有没有痦子，嘴巴有多大，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上述负责人说。

颅骨复原技术在全球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在刑侦领域获得了重大成果，而考古也是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此次面貌复原，融合了考古、DNA、美术、雕塑等多学科能力。如今，复原容貌主要还是靠手工，用计算机进行基础数据分析后，复原人员手工一层一层贴上仿制的软组织皮肤，最后勾勒细节。上述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利用计算机复原人脸，速度会更快，软组织厚度更精确，但具体细节还是不够丰满，总体感觉就像套了丝袜，最终效果目前还比不上人工复原。但长远来看，计算机复原是大势所趋。

9月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厦门大学合作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也是出自同一批出土的仰韶村人骨。科研团队提取和测序了仰韶村先民DNA，发表了仰韶村遗址8个先民的古基因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今天各地汉族人群有57％至92％的遗传成分，来自以仰韶村古人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古代人群，这一比例在西藏藏族人群中也高达70％至80％，华南地区的苗瑶和壮侗语人群，也有大量血统来自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地区的古人。

对于检测结果的意义，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传超解释：“这个结论就像‘亲子鉴定’一样，我们从生物学上证明了，仰韶村古人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汉藏民族有主要的遗传学贡献。”

更细节的发现还有很多。比如，仰韶文化时期的遗骸平均死亡年龄为32.5岁。通过对腿骨的分析可知，跪坐和盘腿坐是仰韶村先民的日常休息姿势，而退行性关节炎多出现于中老年男性个体。有的男性身上有多处创伤，说明生前存在暴力打斗等行为。

科技手段的介入，让我们得以从不会说话的人骨中获得丰富的信息，得知先民的外貌、饮食、疾病、寿命、生活习惯等。考古学家逐渐认识到，人体骨骼、牙齿残渣、DNA等在研究古人类生活中具有重要价值。无言的土地和出土文物，开始讲述越来越丰满的故事。

重新发掘仰韶村

这些仰韶村先民都是几年前才重见天日的，此前已经埋骨四五千年。2020年，考古队在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新的发掘任务。这里原本是仰韶村所在地，仰韶村以北10余公里，是海拔1400余米的韶山，仰韶即为仰望韶山之意。2020年的这次考古，是时隔40年仰韶村遗址再次启动发掘，也是100年来的第四次发掘。

仰韶村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

此次发掘面积不大，总计约600平方米，其中主动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另外400平方米是为配合仰韶村遗址寺沟组民房拆迁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说，现代考古学的要求就是精细化，要动用各种科技手段，在尽量小的发掘面积里获得尽量多的信息，而不是一味地大范围揭露。

考古队花了一年多时间，发现了房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柱洞等遗迹，除了陶罐、玉器等常规物品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比如酿酒的证据。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是一种小口尖底瓶，这种瓶子在很多仰韶文化遗址都出现过，体形普遍很大，但口和底都小得不成比例。对其用途的推测，主流观点是酿酒器。这次又发现了多只小口尖底瓶，考古人员刮取瓶底残留物送去检测，发现是以粟、黍、水稻、薏苡等为原料制作的发酵酒，采用了发芽谷物和曲发酵两种酿酒技术。再比如，他们从土壤样品中发现了丝蛋白残留物，说明此地村民在四五千年前或许已经穿上了丝绸。

2020年—2021年仰韶村遗址第四次发掘中出土的典型器物小口尖底瓶。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这次考古还发现了史前的“混凝土”。这种土为红烧土草拌泥，是墙壁地面等房屋的建筑材料。类似“水泥混凝土”地面及草拌泥（草茎泥）红烧土墙壁地面的发现，为研究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技术提供了新材料，且草拌泥红烧土为首次发现，刷新了对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类别、形制、建筑技术等方面的认知。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涂有红色颜料的墙壁和地面，这些“涂朱”的痕迹，反映出仰韶村遗址极有可能存在高等级、高规格的大型房屋建筑。

仰韶文化博物馆展示的仰韶村遗址第四次发掘出土的“混凝土”。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虽然这次考古面积不大，但在2019年，考古工作者曾用将近两个月时间，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仰韶村遗址在中国考古界闻名遐迩，但百年来，却从未进行过系统性的考古勘探，对整个遗址的遗存分布、聚落形态和演变等知之甚少。此次勘探在地面上打下1.2万多个探孔，覆盖30余万平方米，发现环壕、壕沟、房址、陶窑、墓葬、灰坑等各种遗迹。

“仰韶村遗址不是仰韶文化中最大、最重要的遗址，但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小聚落，而是当时渑池盆地的一个区域中心性聚落。”魏兴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出土文物中有一些玉石器的残片、象牙手镯等，都是相对高等级的文物，说明这个聚落层级是比较高的。”

在1921年仰韶村遗址首次被发现之后，以其命名的仰韶文化陆续又发现了大量遗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河南三门峡的庙底沟遗址、山西运城的西王村遗址、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等。这些遗址的规模、等级、发达程度都超越了仰韶村，但与仰韶村均属于一个文化系统。一个覆盖辽阔的仰韶时代逐渐轮廓清晰。

1921年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点。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仰韶文化是中国分布地域最大的史前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北至内蒙古，南及湖北、四川，西至甘肃、青海，东到河北，遍及10个省份，仅河南就多达约3000处遗址。仰韶文化也是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距今7000至4700年，长达2000多年。它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被称为“仰韶时代”。长期以来，仰韶文化成为认识、定位周边其他史前文化年代的比照标尺。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中华文明形成于5000多年前，彼时，中华大地上并存着多种文化，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而在中华腹心的中原地带，正是仰韶文化的统治期。

尤其发展到仰韶文化中期，豫晋陕交界地带的庙底沟文化，成为整个仰韶文化中最鼎盛的一支，年代最早距今约5800年。“庙底沟文化是我国最早文明化的史前文化。”魏兴涛说，“仰韶文化与其后的中原龙山文化及夏商周文化地域相同、自然条件一致、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成为奠定中华文明基因的重要文化。”

庙底沟文化以彩陶为标识，在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阴山的广大区域，掀起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彩陶的大范围传播，不仅是文化的趋同、观念的整合，也构建起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期首次开启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活着的考古史

2021年，仰韶文化博物馆东侧建起了一面雕塑墙，延绵几十米，镌刻了中国考古一百年来的历程和重要考古学家，起点就是1921年的仰韶村遗址发掘。

在重新开馆的仰韶文化博物馆内部，分区展示了百年来四次发掘的有关实物。安特生的护照和日记、安志敏的手铲和放大镜……1921年、1951年、1980年、2020年，四个排列近乎均匀的时间点，折射了考古学在不同阶段的面貌，而串联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现代考古史。这条显而易见的学术史脉络，只有在仰韶村能够一目了然。

上图：仰韶文化博物馆展示的仰韶村遗址发现者安特生护照。下图：仰韶文化博物馆展示的安特生日记。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现派顾问洋员安特生，前往宣化一带，襄助龙烟公司调查地质……”仰韶文化博物馆的这一纸护照，成为中国考古史第一铲的“通关文牒”。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任务是帮助中国调查地质、寻找矿藏。他有一个爱好，收集动物化石。1920年秋，安特生的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来到河南，帮他采集化石，在渑池县仰韶村，刘长山意外看到农民家里收藏了很多史前石器。当他带着600多件石器和陶器回到北京，安特生的兴趣被点燃了，他推测仰韶村有一个大型石器时代遗址。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亲自前往仰韶村调查，收集到的石器、陶器、骨器、蚌器，装满了4个木箱。于是他向当时的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打了一份报告，准备进行考古发掘。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就此展开，完全起源于好奇心。

之所以被称为第一次现代考古，是因为安特生拿到了政府批文，承诺发掘的遗物最终留在中国，而且其发掘方式也符合标准的考古规范，与以往西方探险家的盗掘完全不同。仰韶村的首次考古，为后来中国考古发掘建立了模板。

考古发掘正式启动已是秋天，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持续36天。与安特生同行的，还有刚从美国归来的地质学家袁复礼，他们共同主持此次发掘。他们在暴露灰层及遗物较多的沟壑与路沟断崖处选择发掘点，发掘了17个地点。出土物分装成11箱运到北京。后经中国政府同意，安特生将部分器物运到瑞典，建立了远东古物博物馆。袁复礼在发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对遗址进行全面测量，还负责与地方政府的交涉。

在1921年之前，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中国有新石器时代遗存。因此，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中国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的。而仰韶村及后来一系列遗址的发现，第一次宣告中国存在着非常发达且富有特色的新石器文化。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说：“由于有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不但有石器时代的遗存，而且还是相当发达的，在学术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1951年6月2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团夏鼐、安志敏等4名考古专家来到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1980年至1981年的第三次发掘，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究仰韶村文化的内涵，弄清楚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跨越的文化期，建立年代架构。

每一次重新开始的仰韶村发掘，都体现着那个年代的考古学特色。

以最近两次考古举例，魏兴涛说，1980年，考古学者依然在摸索仰韶文化的年代分期，依然停留在对物质的研究。当时，着眼于整个社会面貌的聚落考古已经在国外兴起，但中国考古界直到80年代才了解聚落考古理念，仰韶村错过了。2020年这次仰韶村遗址考古，是第一次将聚落考古的理念用于仰韶村遗址，并且将40年前几乎空白的各类科技考古手段都用上了，以期还原一个更完整的仰韶村图景。

仰韶村遗址的每次发掘都发现过人骨，但直到今天，才有条件以多学科的技术手段从人骨上获取大量信息。而在以前，人骨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魏兴涛说，安特生的第一次发掘就发现了很多人骨，但做了记录以后就丢弃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那时候还不知道人骨有用，但随着体质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就能知道非常多的信息，包括一个墓葬中各个逝者的关系”。

今天，在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四次发掘的痕迹都有迹可循。后三次的探方都摊开着展示，如果赶上考古展示区开放，公众可以走进考古大棚，看到深达数米的探方里的人骨和陶器残片。而更为久远的第一次考古，已经难以复原发掘现场，在发掘点上竖立着纪念碑和一群塑像。这就是一部活着的考古史。

虽然来过仰韶村不知多少次了，但魏兴涛始终觉得还没有完全看清这个远古聚落。“我们在仰韶村的考古陆续已经做了一百多年，但是还有许多未解之谜。”魏兴涛说，如今的中心任务，是在古代社会的研究中探寻文明化发展进程，探寻中华先民如何一步步跨入文明时代。（记者：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