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了战略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改革的总目标。《决定》总目标明确表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识和把握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这一重要论述应当站在探析其理论渊源的高度深刻领会。
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源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以自然界为依托,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源,二者具有紧密联系。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独立存在的,人对自然界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人可以依据主观能动和实践不断提高改变自然的能力。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分化与统一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道:“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逐渐认识到自然界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无止境的暴力开发是不可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在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既要看到环境的短期效益也要看到环境的长期效益。这些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本内涵。
二、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依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中国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又着眼未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严密法治观、“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一系列鲜明特征和具体实践目标,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极强的实践性。因此,为全面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聚焦建设美丽中国目标,我们应当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依托,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努力绘就聚焦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画卷。
三、以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为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深刻的生态文明哲理,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庄子在《齐物论》中记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也用精简的语言总结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理,不仅重视自然生态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也要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发展,相互促进。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内在的平衡与和谐。《礼记·中庸》中记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在强调“中庸之道”所表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荀子的“群居和一”理念体现了生态整体观。他所指的“群”,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的简单分类,而是涵盖了自然界中所有生物的生态群体。荀子曾言:“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强调了不同生物群体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互联系。他进一步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表明即使是不同类别的生物,如无机物的水、火与有机物的植物、动物,也存在着一种生态上的连续性。由此可见,聚焦建设美丽中国重要论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传承。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