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与欣赏如何入门？窃以为还是“以小见大”，从文本细读切入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当初，读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不少同行最强烈的感受是：钱先生的序、评、注，比宋诗本身还好玩。无论对于历史还是之于文学，时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类的高屋建瓴。如其开篇即说汉、唐、宋虽合称“后三代”，但仅仅从陆放翁的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已经不难窥见宋朝的衰落：“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之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这是已入化境的评论，是文史交织而互相印证的一语中的，其理论支撑，是精研宋诗的广度与深度。
是故今番说几句有关文学叙事学的话。
1.《人间词话》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鲁迅的《一件小事》写的是“小事”，然而“凡人”的品德之“大”和皮袍里的“我”的“小”，使得小文章顿时“大”了起来。这是艺术的辩证法。
2.“宏大叙事”作为贬义词，多指三纸无驴的“深刻的片面”，从简单理论到复杂理论的雄辩推演，涉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而独独不“咬住”文本本身的“高屋建瓴”。换言曰，是拿一套半生不熟的理论框架去“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千姿百态的作品也。
3.“话语体系”“历史嬗变”“情结”“现象”“深层结构”……是“宏大阐释”的常用词。40年前，林兴宅教授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一鸣惊人，因为紧紧咬住了阿Q“性格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等十大“系统”条分缕析，具有令人眼亮的创造性。可后来矫枉过正，逐渐变为一场自拉自唱的理论比武，评论变为“我所评论的就是我自己”，跑偏也。
3.我想，时下阅读与欣赏的当务之急是“还乡”，是“回到作品本身”。这种“还乡”之旅，首先在于阐发必须从最细微处开始。冯文炳的《谈新诗》是其上世纪北大的讲义，就是对当时具有影响的新诗逐一解读而流传至今。
4.韩少功说，即便1990年没有任何优秀小说，只要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也可以算是一个丰收年。可是，从《我与地坛》，到《病隙碎笔》，史铁生写了什么呢？都是自己的心间情、身边事，题材并不“宏大”也。然而，母爱与厚重与人类的生存困境，却是有血有肉地刻画出来了。
5.遥想45年前进大学，遇西学东渐，我们热衷于以往接触不多的西方文论与外国文学，对“国粹”种种并不感冒。然而，45年过去，如今翻读的却是唐圭璋、胡云翼、龙榆生、俞平伯、夏承焘、沈祖棻字斟句酌的赏析文字。
“世界格局”的“大”与点评、赏析的“小”需要、能够、而且、必将“兼容”。
6.萨特把作品写成存在哲学，米兰·昆德拉把小说写成政治文化学，《切·格瓦拉》把先锋戏剧写成革命宣言，可他们首先是美学解析而不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高头讲章。因此，我宁可读史铁生的《命若琴弦》而不愿欣赏哲学气息十足的萨特的《自由之路》。
7.同样是写生命与爱情的重与轻，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显然比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流畅。读者各有偏爱，不可强求，但过于“哲学”了，“撄人心”似乎就艰涩了。
8.无论是《本草纲目》般的质朴结实、一字不易的美，还是普希金的华美、海涅的清新，所谓的“好”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是美的气韵在流淌却又难以备述。
9.总之，如果全是“宏大阐释”，文坛有可能变成没有裁判而各显身手的“超级女声”。如果“以己意为之”的阐释愈演愈烈，则阅读与欣赏最后极有可能蜕变为自我安慰的行为艺术。
10.当然，任何时代，黄钟大吕总是最强音，但是，“题材无大小”，关键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叙事”，为什么就一定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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