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与南京纵跨350余年的地名情缘

应天书院。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地名是地之指称，通常是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特征的反映，地离开名就无所指，名离开地便无所依。

　　地名作为历史文化的精髓要素之一，来历多有讲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地名的更换，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体现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等的变化，蕴含着历史掌故、奇闻轶事、宗教信仰或神话传说，注解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研究地名的变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或地理现象的来龙去脉，还可以寻出地方的区域特征、时代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过程，甚或深藏不露的历史秘密。

　　商丘、南京历史上曾先后被命名为应天府、南京，这一深厚的地名情缘始于北宋，历经千年，究竟是故意还是巧合？抑或其他原因，不妨来探究一下。

　　鉴过往：商丘、南京历史上曾先后称应天府、南京

　　商丘，远古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传说为燧人氏的中心都邑之一，五帝时期颛顼、帝喾在此建都。商朝的建立，使得商丘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朝置睢阳县，汉代为梁国都，隋唐为宋州治所，北宋时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备受重视。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得政权，兵不血刃登上帝座，自此开创了赵宋近三百年的基业。赵匡胤曾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视宋州（今商丘）为龙兴之地，宋朝的国号也由此得名。后来，宋真宗为纪念商丘作为赵宋帝业肇基之地的贡献，景德三年（1006年）升宋州为应天府，为京东路治，辖五府十二州八十一县，还拥有广济、淮阳两军；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又御驾亲临应天府，主持隆重的授命仪式，建应天府为南京，为北宋的“四京”（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之一，改圣祖殿为鸿庆宫，规划京城和宫城，建立南京国子监（应天府书院），为宋朝四大学府之首。南京应天府遂成为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和军事重镇。彼时的江宁府（今南京）作为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与南京（今商丘）虽然相隔数百里，却通过大运河等交通要道紧密相连，见证了宋朝的繁荣与辉煌。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地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繁华的商业城市。自东吴建都以来，历经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等朝代的更迭，南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和历史底蕴。随着宋朝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南京也逐渐成了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356年正月，朱元璋兵分三路用时十天攻破集庆路（今南京），3月改集庆路为应天府；1368年8月，以应天府建为南京，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力更加显赫。直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成祖朱棣迁都顺天府北京，应天府南京城依然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直至明朝中叶。而此时的商丘又回归到了归德府，往昔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复存在。

　　窥缘由：商丘、南京的地名传承是朱元璋的宋朝情结、商丘情结、政治理想等综合因素使然，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1.从文化传承层面分析，该地名传承有出于“君权神授”的政治目的，增强人民对新政权的信任和拥护。

　　1356年3月，朱元璋之所以更名为应天府，从文化内涵分析，“应天”意指“上应天意”，一是向世人传达他起兵攻占集庆路是顺应天意的，最重要的是向世人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子。其实，1355年2月，刘福通已将韩林儿（韩山童之子）从砀山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宋”，改元“龙凤”。而此时参加农民起义军已四年的朱元璋，仍是韩林儿“大宋”的属下，这个上下级关系一直延续到1366年韩林儿被廖永忠（朱元璋部下）干掉。

　　1368年8月，朱元璋击破南方各路起义军后，便以应天府建为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南京遂成了明朝初期的都城。这一更名进一步增强了南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朱元璋在南方的统治地位，巩固了反元大本营。

　　2.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朱元璋的政治理想层面分析，该地名传承既是他的“宋朝情结”，又是其政治策略的需要。

　　14世纪中叶的元朝，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时群雄并起，豪杰纷争。元末的农民起义，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影响范围，在我国历史上都是最大的。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少时父母双亡，亲人离散，他流落江湖，以乞讨为生，后侥幸入寺为僧。1352年他加入了郭子兴的起义军，因智勇双全，逐步掌管了起义军的领导权，打出了“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帜，他宣称恢复宋代的统治，实现中华盛世。

　　南京位于长江之滨，是连接南北的要冲，更是繁荣富庶之地。朱元璋将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并作为根据地，后又把应天府建为南京并作为初期都城，是基于政治策略、地理位置与社会经济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因为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而这一更名既稳固了朱元璋在南方的政治统治，又有利于向北方扩张势力，为明朝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强大支持。

　　历史证明，朱元璋通过这一更名，既体现出他远大的政治志向，又把明朝的统一大业行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尽收民心，鼓舞士气，胜过百万雄兵，对元朝的残余势力起到了摧枯拉朽之功效，为统一大业指引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坚强后盾。

　　3.从朱元璋的政治抱负层面分析，该地名传承是明太祖的小心思与“商丘情结”综合作用的结果。

　　元末各路起义军的政治理想虽然各有差异，但“灭元复宋”是其基本目标诉求，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也不例外，这也与他前期的“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以及北伐时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政治宣言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应天府南京这一更名非常符合当时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的政治氛围，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但问题来了，既然是“灭元复宋”，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把集庆路改为“开封府”，接着把“开封府”建为“东京”（要知道东京可是当年宋朝的首都），原因何在呢？其实，这就牵涉到了明太祖个人的小心思。从当皇帝的那天起，“大明的首都究竟安放在哪里”一直困扰着他，在明太祖的心里，南京并不是他的首选之地。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以南京为国都的朝代气数都短，“六朝国祚不永”；二是南京偏于东南，偏安一隅，不便于控制全国；三是南京位于江左，其城防有隐患，大军可以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很快到达南京，所以作为国都不很理想。后来，徐达北伐攻占开封后，朱元璋亲自带上李善长等人赶到开封，此时的朱元璋考虑迁都开封，李善长等人反复劝说定都开封的弊端和系列问题，导致朱元璋最终放弃建都开封的计划。此为小心思一。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有了以老家祖籍之地为中都的想法，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在凤阳大兴土木。之后，他又有了将中都凤阳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刘基认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坚决反对。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巡视凤阳中都的修建情况，突然改变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中都已经修建6年，宫殿颇具规模。此为小心思二。直至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才正式下诏，以南京为都城，十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正式告一段落。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朱元璋将集庆路更名为应天府、南京的良苦用心，原来明太祖的骨子里一直深知“南京应天府（今商丘）是赵宋的根脉所在、龙兴之地”，尽管它一直扮演着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但陪都的名分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可以看作是明太祖考虑大明国都选址时的“商丘情结”（陪都情结）吧。

　　提及朱元璋的“商丘情结”，还有一“归德”称谓的事值得一提。1360—1363年间，朱元璋与陈友谅（自称“汉王”）的殊死较量中，陈友谅全军覆没，长子被擒，次子陈理在武昌被群臣拥立承继“汉”皇帝之位。1364年，朱元璋亲征武昌，陈理投降，当时只有十来岁的陈理被朱元璋封为“归德侯”。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南京为陈理修造府邸，称为“归德侯”府（商丘自五代后唐时期始得名归德，元朝称归德府，明清一直沿用此称谓）。今天的南京市长江路292号大院（南京总统府），就是当年“归德侯”府的部分旧址。

　　致未来：商丘、南京应珍视这一地名情缘，携手交流、传承与创新，达成新时代的共有共享共荣

　　共有共享共荣应天府、南京的史实，将深厚两地人民的联系、深化两地人民的友谊，加深文化认知与共鸣，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

　　这一地名情缘作为两地共同的历史记忆，能促进两地文化的交流、传承与创新，不仅能丰富各自的文化内涵，更能增进两地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为两地人民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食粮，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作出新贡献。事实上，商丘、南京均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文化交流基础，商丘的应天书院和南京的江南贡院都是历史上的国家级教育机构，可为两地甚至全国的教育交流与研学提供平台，当然这种交流不只限于教育领域，可涵盖文化、艺术、科技等多个领域，通过举办各种学术交流、研讨会等活动，为两地的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新活力；商丘的“商宋文化”与南京的“江南文化”也可在交流中互鉴、吸收和融合，形成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的组成元素。

　　这一地名情缘将为两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历史机遇。两地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如商丘的归德府城墙、南京的明清城墙和明孝陵等，这些文化遗产是两地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尤其当下“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统筹推进之时，南京作为该项目的牵头城市，要充分利用这一地名情缘，尽力把“归德府城墙”拉进该申遗项目之中；商丘也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同时，积极主动融入该联合申遗项目，确保两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都能够得到妥善保护和传承。

　　这一地名情缘为两地文旅产业、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充足的灵感。通过挖掘和利用这一地名情缘中的文化资源，可以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如文化旅游、文化演艺、文化产品等。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两地经济的繁荣，更能提高两地的文化软实力。譬如，商丘的归德府城墙，南京的明清城墙、夫子庙等会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热门景点；“明末四公子”与“秦淮八艳”及其派生景区（点）的联合开发和推广，可提高两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将进一步促进两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这一地名情缘也将为两地塑造独特的城市品牌提供创新源泉。通过挖掘和宣传两地共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有特色的城市品牌，为城市更新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能为两地的城市建设与更新注入新动力，有助于提升两地的综合竞争力。

　　商丘、南京这一深厚而独特的地名情缘，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交织融合，彰显了中华儿女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和传承，是两地共同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重要体现，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尽管两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传承，但它们之间的情缘不会消失，也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