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商丘的伦理文化

　　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商丘历史悠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源地之一。根据史籍记载，殷商文化源于商丘，伦理文化是殷商文化中的重要部分。现在的中国伦理文化，就是殷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契母简狄的“理顺之序”

　　原始社会之后，人们在对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感悟中，逐渐发现人类要很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要用一些伦理道德指导大家的行为，于是伦理道德便开始萌芽，但这只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到殷商先祖、远古五帝之一的帝喾时代，帝喾的次妃简狄对其进行总结，使其完善，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中国伦理文化。

　　多种史籍记载，黄帝的曾孙帝喾继颛顼之位，都亳（今商丘）。帝喾的次妃简狄是有娀氏之女。在帝喾为天子的时候，有娀氏还是一个以女性为首领的母系氏族。简狄知识渊博，品德高尚，仁爱有礼，且有治世才能，是其母亲的长女，成了有娀氏的首领，受到帝喾的青睐，与之成婚，成了帝喾的次妃。她上知天文，下好人事之治，才智过人，喜欢总结历史经验帮助帝喾治政。她发现社会上人们相处有的和谐，有的不和谐。那些不和谐的，是因为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尊卑贵贱、长幼关系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等伦理道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之前伦理道德只是在人们生活中自发形成，在历史上没有被官方充分认识到它的作用而作为道德规范对人们进行教化。她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使社会普遍和谐，必须有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于是，她根据历史经验和自己治政的体会，对伦理道德进行认真研究，总结出一套理论，名为“理顺之序”。

　　多种史籍记载，帝喾的次妃简狄生子名契。《列女传·契母简狄》记载：“简狄性好人事（指人世间的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给人以恩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之序。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帝喾的二儿子）使为司徒（负责道德教育的官），封之于亳。”

　　简狄总结的“理顺之序”并教给契的，具体是哪些“理”，《列女传·契母简狄》没有说明。我们可以从“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即能以简狄之教教育人们来察知。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曰：“一家之内，父、母、兄、弟、子，尊卑有五品。父不义，母不慈，兄不友，弟不共（恭），子不孝，是五品不逊（顺）也。故使契为司徒，布五教于四方：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共，教子以孝，是之谓五教。此五教可常行，又谓之五典也。诸夏夷狄皆从其教，是为内平外成。”《尚书·舜典》说“五教”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国语·郑语》记载：“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说明契拿来育民的母亲简狄之教“理顺之序”就是“五教”，即五种伦理教育。

　　解释《诗经》的《毛诗正义》说：“尧以契为司徒，又封之商国。”《国语·鲁语》说：“契，殷（商）之祖，为尧司徒。”契就是因“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被尧任为司徒而封之商国的。

　　二、沧海横流的救世良方

　　尧让契当司徒，也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而定的。《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圣人（指尧）有忧之，使契为司徒。”《孟子》解释尧之忧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可见尧忧的是洪水之灾使社会混乱，于是，尧“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多水草的沼泽地带），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契为司徒对人们进行五伦教育，使社会混乱的情况大为好转。

　　这时，尧已年老，把帝位传给了舜。舜为使由洪水造成的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的问题彻底解决，语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尚书·舜典》）于是，作为三公之一的契又奉旨重整进行“五教”的领导班子，选定官员，进一步拟定推广“五教”的方法，分派职司，五伦的每一伦教育都由两名官员负责，包括契在内，共由十人担任，契为教头。他们进行的“五教”先从百官开始，再逐级向下推广，普及到民众。契还在各地设立学校，并要求教师要率先垂范，以身立教。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当时设立的从事“五教”的处所就叫“校”，“校者，教也”“皆所以明人伦也”。

　　契敬敷“五教”取得了很大成果。荀子说：“契为司徒，民知孝弟（悌），尊有德”。（《荀子·成相篇》）《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契主司徒，百姓亲和。”《国语·鲁语上》说：“契为司徒而民辑。”《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契在帮大禹治水中立下了不朽之功，对人民进行的“五教”又带来了社会安宁，于是舜继尧将其“封于商，赐姓子氏”。

　　在洪水造成的社会之“乱”时，契奉尧舜之命，继承母亲的“理顺之序”从事“五教”，缔造了中华伦理文化。正是这一文化的缔造，使洪水之后的混乱社会变成了伦理有序的社会，“五教”成了沧海横流的治世良方，也使之后的社会有了遵循，成了夏商周三代及其之后的社会安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三、针对“礼崩乐坏”的匡世经典

　　《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儒家这个流派，是由古代掌管教育的司徒之官流衍出来的。他们是帮助君主顺应阴阳、宣明教化的人。他们涵泳于六经典籍之中，关注于仁义的实现，继承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尊崇孔子为师，以借重他们言论的分量，在各种学说中领悟的境界最高。孔子说：“如果我对事物有所赞誉，一定是已先验证过了。”尧、舜两代的兴隆，商、周两朝的盛世，是孔子所倡学术已经试验过有效的。

　　这一记载说明，儒家学派出自古代的司徒之官。儒家的理论源于远古时尧舜的司徒契的“五教”。其理论的正确有效，是尧、舜两代的兴隆和商、周两朝的盛世验证过的。

　　为什么说儒学源于契的“五教”呢？众所周知，儒学是孔子创立的。孔子是契的第45代孙、契的“五教”理论的继承者。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周天子执政不像过去那样清明，对关乎礼乐的事情处理不当，以致“礼崩乐坏”，君无君道，父无父道，子无子道，传统的典章制度被破坏，周朝政治陷入了衰微，很多诸侯国不以周天子的命令为遵从。在诸侯国内部，父子兄弟相残的事屡见不鲜。一些有权势的卿大夫在征战中势力壮大，越主擅事，自主决定发动征伐他国的战争。为了争霸，诸侯混战不止，致使生灵涂炭，国无宁日。天下的混乱使世人对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开始怀疑，甚至批判。以往的信仰被破坏，当时的人们几乎看不到未来社会有什么光明。未来社会到底会怎样，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关注这一问题的众多思想家涌现，都想以自己的思想统治社会，他们到处讲学，传播自己的理论，开始了“百家争鸣”大辩论，学派林立，莫衷一是。面对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问题，孔子便思考如何有效治理社会的方法。他想到了尧舜治世的经验，总结尧舜时代的兴隆，认为商朝和周朝前期的盛世要旨就在于继承了尧舜时期的治世理念与方法。于是，他把老祖宗契的仁文化思想和教育方法搬了出来，倡导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社会秩序。他根据当时的现实，在尧舜时司徒契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经过艰苦努力，孔子创立了儒学。尧舜时司徒契的教育思想、内容、方法成了儒学的源头。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孔子创立儒学后，通过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思想，又通过办学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学派，扩大传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颇受业者甚众。”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又办学传授他的思想，使儒家思想影响越来越大。于是，“五教”衰微的状况慢慢改变。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学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愿望，是针对“礼崩乐坏”的匡世经典，被人们广泛认可和接受。儒家的理论，是契的“五教”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四、世风日下之时的反正教规

　　契缔造的伦理文化，经过孔子的弘扬和发展，一直被后世继承。从北宋到南宋的多年战乱使“五教”衰微，世风日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决心以“五教”救世。他刚出任南康军郡守不久，便决定兴复早已无存、仅余瓦砾榛荆、茂草荒丘的庐山东麓的白鹿洞书院，自兼洞主，自为导师，亲自讲学，并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即白鹿洞书院的教令、法规，规定白鹿洞书院教师所教的、学生所学的，就是契缔造的“五教”，一力恢复五伦教育。

　　《白鹿洞教条》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白鹿洞教条》明确以历史上第一个伟大教育家契从事的，后来孔子倡导、孟子又强调指出的“五教”为教育的宗旨，指出“学者学此而已”。《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古代先贤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将契的继承者孔子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途径。朱熹认为“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但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朱熹创办的白鹿洞书院以“五教”为教规，为世人提供了学规范本和办学准则，做出了榜样，得到广泛响应。当时，不仅各地名儒学者闻风景从，而且不少郡守州牧也相效法，以契为司徒教化百姓的“五教”为内容教育学生。以此为宗旨的许多书院的建立使当时的教育拨乱反正，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白鹿洞教条》极好的实用效果，便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遵循，历代教育家奉持不渝。

　　事实证明，诞生于商丘的伦理文化，对历代中华文明建设都起了很大作用，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