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庠序 规此而兴

　　一

　　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写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时范仲淹居母丧期间受晏殊之聘执掌应天书院，是范仲淹留下来的第一篇记文。

　　范仲淹是应天书院培养的学生，他1011年—1015年在应天书院读书，考中进士，第一份官职是广德军司理参军，从此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1026年8月，范仲淹的母亲在应天府病逝，范仲淹回应天府守丧。1027年1月至1028年11月，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他的政治改革思想、教育思想、先忧后乐思想都是这一时期在应天府形成的。

　　《南京书院题名记》共分四段，671字，是范仲淹记文中较长的一篇。

　　第一段，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这篇记文的开篇，赞颂了北宋建国、实现统一的伟业。

　　皇宋辟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泽注河汉，金革尘积，弦诵风布。

　　“金革”犹如“金戈铁马”，指战争武器，国家统一了，社会太平了，战争武器都存放在武器库中，长久不使用，上面布满了灰尘，而弦歌诵读之声，遍布海内，大家都乐于读书，创办教育。

　　正是在这个伟业的基础上，有戚同文办学，并取得辉煌成绩。这是本段的第二层意思。

　　乃有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门弟子由文行而进者，自故兵部侍郎许公骧而下，凡若干人。

　　戚同文被称为“睢阳先生”，皇上赠官“礼部侍郎”。他是宋州楚丘人，楚丘在今山东省曹县东北梁堌堆一带。戚同文幼孤，家贫，生活时代为五代后晋末至北宋初年。时虞城人杨悫在睢阳办睢阳学舍（应天书院前身），收留戚同文，授以《礼记》及五经，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戚同文。杨悫“力学勤志，不求闻达”，不做官，一心授徒。戚同文继承杨悫遗志，亦不出仕。据《宋史·戚同文传》记载：“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腾涉，皆践台阁。”范仲淹说戚同文“贲于丘园教育为乐”，“贲”乃“奋”，奋斗在乡村家园，乐于教育。戚同文办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的学生“自故兵部侍郎许公骧而下，凡若干人”。许骧是戚同文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一位，官至“兵部侍郎”，许骧之外还有“若干人”。

　　在这里，范仲淹只说戚同文办学及其成绩，没有向前追溯杨悫举办睢阳学舍的事迹。

　　本段的第三层意思介绍戚同文的两个儿子戚维、戚纶的文采与品德。

　　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维、枢密直学士纶，并纯文浩学，世济其美，清德素行，贵而能贫。

　　戚维是戚同文的长子，受父亲影响很大，他在宋朝建国初进士及第，为官清廉。戚纶少年时与兄戚维以文行知名，在学问上是“纯文浩学，世济其美”，在德行上是“清德素行，贵而能贫”。

　　第二段，范仲淹在记文中叙述了曹诚捐资建学，宋真宗“面可其奏”并赐匾“应天府书院”的历程。这一段，亦可分为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曹诚捐资建学。

　　祥符中，乡人曹氏，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之庐。

　　“大中祥符”是宋真宗年号，“祥符中”，应为大中祥符元年至二年（1008年—1009年）。“曹氏”即捐资建校的曹诚。关于曹诚的身份，此处言“乡人”，但他能拿出“金三百万”，应是当时一个富户，因此，其他文献资料也有说他是“应天府富户”“宋城富人”的。他的身份是官员还是商人、地主，他的钱从哪里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是应天府人，他办了一件捐资建学的大事，这件大事彪炳史册！

　　“金三百万”这个具体数字只见于范仲淹的《南京书院题名记》，其他史料只说曹诚捐资建学，没有说投入多少钱。

　　这里，令人费解的是“金三百万”，到底是多少钱？中国金矿的开采由来已久，但数量不大，一直到隋朝，全部开采量也没有三百万，而且黄金不作为货币流通，在市场上流通的是白银和铜，以铜钱为主。“金三百万”之“金”，不是指黄金，而是指“钱”。“金三百万”就是“钱三百万”，这里的“钱”大抵是指小钱，小钱即铜钱，以“文”为单位。在古代，一两黄金约合一万文铜钱。这样算来，“金三百万”大约相当于三百两黄金。也有学者认为，这个“金”是指宋代的现金“缗”，1缗折算成现代人民币为126元，“金三百万”折合人民币为378万元。现在看来，这两个数字都是巨大的，曹诚是了不起的。当然，范仲淹的“金三百万”并非确指，当是个约数。

　　曹诚捐资所建学校，在“先生之庐”，建在戚同文睢阳学舍的旧址上，共建有学舍150间，又聚书1500卷，并且建了孔庙，形成了“前庙后堂，旁列斋舍”的格局。这个“前庙后堂”的格局是北宋书院“庙学合一”规制的开端。

　　第二层意思，曹诚建学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共同完成的。

　　学士之子，殿中丞舜宾，时在私庭，俾干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渎，时举贤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职方员外郎吉甫，时以管记，以领其纲。

　　“学士之子”是指戚纶的长子戚舜宾，睢阳学舍重建后，由戚舜宾主其事，继承祖业，授徒讲学。宋仁宗天圣年间，戚舜宾曾为“殿中丞”。“俾干其裕”之“干裕”，谓干练多能。王渎是北宋应天府虞城县王氏家庭的一位重要成员，虞城县王氏是终北宋一代显赫文化世家。王渎的父亲王砺是戚同文的知名弟子，承戚氏衣钵，传戚氏之学。戚同文去世后，王渎与戚舜宾共同执掌戚氏学堂。时为“职方员外郎”的张吉甫“时以管记，以领其纲”。这说明，曹诚捐资建学是在大家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而建校的时间当从1008年开始，到1009年初具规模。

　　第三层意思，宋真宗为应天书院赐名。

　　学士画一而上，真宗皇帝为之嘉叹，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学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记，前参预政事陈公侍郎尧佐题其榜。

　　曹诚捐资建学，不仅公益之心可嘉，且戚氏学堂颇具规模，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学士戚纶把此事上奏朝廷，宋真宗非常高兴，“面可其奏”。农历二月二十四日，赐名“应天府书院”，并令当时的端明殿学士盛度予以记录，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写了“应天府书院”的匾额。这是应天书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1009年开始，实现了由睢阳学舍到应天书院的华丽转身，也实现了由私学向官学的转变。

　　是谁把曹诚捐资建学之事上奏给皇帝的？以前多有“地方官员”之说。而“学士画一而上”则清楚地说明，“学士”是指戚纶，“画一”是一致、一律之意。“画一而上”可理解为由戚纶牵头上奏朝廷。

　　第三段，描写了应天书院成立后的社会影响和对应天书院的歌颂。

　　应天书院成立的第三年（1011年）年初，时年22岁的范仲淹从山东长山来到应天书院学习，此时是应天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的第三段，给自己的母校以赞美与歌颂。

　　这一段，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天下学士“风”一样地“狂”奔到应天书院学习，学习氛围浓厚。

　　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

　　“风乎四方”之“风”，“士也如狂”之“狂”，都是范仲淹的妙笔生花。这些学子，望着梁园而来，好像回到了孔子执教的鲁国的学堂。三百里梁园是西汉梁王刘武打造的皇家园林，当时的风雅名士如枚乘、邹阳、司马相如、公孙诡等都是刘武的座上客。梁园也令唐朝的李白、高适、杜甫向往无比，他们纷纷游走梁园，写下了壮丽的诗词篇章。

　　“章甫”，是商朝男子的一种礼帽，宋为商后，到春秋宋国时男子依然戴章甫。“逢掖”，宽大的衣袖，此指儒生。《礼记·儒行》所言“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就是这个意思。孔子年轻时居住在鲁国，穿宽松的衣服，成年时也曾居住在祖先之国宋国，戴章甫之帽子。此时的应天书院不仅儒生“如星”“如云”，而且“讲义乎经，咏思乎文”，讲经义，咏文思。范仲淹回顾自己在应天书院的学习经历，他的感悟是“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这是范仲淹对“经”“文”作用及关系的理解。

　　第二层意思，描写了应天学子的志向和风采。

　　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朝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九河”，禹时黄河的九条支流，现在可以理解为古代黄河下游许多支流的总称。“百谷”，是谷类的总称。“九河我吞”是气势，“百谷我尊”是态度，“浮云我决，良玉我切”是决心，说明了范仲淹此时高昂的心理状态。从上下文内容看，这里的“我”，也可以理解为不是单指范仲淹，而是泛指章甫、缝掖之士。

　　应天书院的学子，其风采多样，光辉耀人，有的纯正有古人之风（“醇醇而古”），有的文采显著于当下（“郁郁于时”），有的气质高昂在云彩之上（“峻于层云”），有的资质厚重如重渊大海（“深于重渊”）。学子们通《易经》之神明，得《诗经》之风化，洞察《春秋》褒贬之法，通达礼乐制作之情，能说出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策，广泛涉猎九流百家之说。还有身在朝堂做官，心忧天下百姓的人，懂天人之学，能乐古人之道，虽不在朝堂，退而为乡间教书先生的人。可以看出，应天书院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

　　第四段，总结应天书院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母校的祝福。

　　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宜观名列，以劝方来。登斯缀者，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孜孜仁义，惟日不足。庶几乎刊金石而无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则皇家三五之风，步武可到，戚门之光，亦无穷已。他日门人中绝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阳先生者，当又附此焉。

　　应天书院成立于1009年，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写于1028年，正是“二十年间”。其他版本和网上有“三十年间”说，于此可见谬矣。这“二十年间”，应天书院的学子相继考中进士，其中还有不少“魁甲英雄”，为状元、探花者。“仪羽”，仪禽，凤凰的别称，比喻美德善行可为人表率。“台阁”，指尚书台，泛指中央政府机构。从应天书院出来的这些青年男子举止潇洒，文质彬彬，如凤凰一般翩翩起舞，并且这种局面“未见其止”，目前还是如此，一直在高质量、快速的发展着，引导着未来更多的学子加入应天书院的学习者队伍。

　　承上启下，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应天学子，不辜负国家的教育培养，不辱没老师的谆谆教诲，不忘记同学朋友的切切偲偲，相互鼓励，共同进步，整日孜孜于仁义熏染之中，惟感光阴急迫，时不我待。应天学子的出圈与爆燃，可以刊刻金石，写进历史。

　　“抑又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是一句比较重要的话。“庠序”，指学校。这里是说天下的学校，都是以应天书院为样板为规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范仲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范仲淹所到各地做官，在行政工作的同时，一定办学校，而所办的这些学校，在规制、教学内容、管理制度上，都有应天书院的影子，或直接使用应天书院的模式。

　　在不同版本的范仲淹文集或全集里，关于“规此而兴”之“规”，有的版本为“视”，网上也多有“视”者。查范仲淹文集或全集刻本，北宋刻本作“规”，元天历本作“规”，明刻康丕扬校本作“视”，日本江户写本作“视”，明万历三十六年本《范文正公集》作“规”，清康熙四十六年范氏岁寒堂刻本作“规”，清乾隆《四库全书》本作“规”。由此可见，从版本源流来看，宋刻本最早，作“规”，元刻本也作“规”，岁寒堂刻本、《四库全书》本皆作“规”，应该以“规”字为正。“规”，规制也，“天下庠序规此而兴”，天下的学校，都是以应天书院为样板为规制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规”较“视”为佳，意义更为重大。

　　“济济”，多也。“髦”，英俊之意。可以想见，在应天书院的校园里，“济济群髦”的浪漫景象，那种飘逸与俊秀的洒脱，深邃与厚重的气质，穿越时空，透过千年历史，至今风采依然。

　　“咸底”二字，不同版本出现有不同字眼，“成底”“咸匠”等均有出现，皆误。“咸”者“同”也，“底”同“抵”。《尚书·毕命》：“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毕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同抵于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三后，古指三位君王或诸侯，此指周公、君陈、毕公。同，一样可以。道，道路方法。意思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致力于某一事情，皆可达到理想的结果，正由此，“则皇家三五之风，步武可到，戚门之光，亦无穷已”。“步武”，指距离很近，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国语·周语下》有“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即是此意。“戚门”当指戚同文及戚氏学堂，由于学子们“咸底于道”，由戚同文开创的“睢阳学统”经范仲淹的承继升华，必将影响后人，造福国家。

　　最后一句话，是范仲淹对应天学子的期望，也同时高度赞扬了“睢阳先生”戚同文。以后，从应天书院培养出来的学子中，虽“绝德至行”，然又“高尚不仕”，像戚同文一样，一心教书育人者，可以把他们的事迹列入应天书院的记文中，镌刻于历史典籍里。

　　二

　　应天书院所在地商丘，在北宋建立前称宋州。由于赵匡胤在归德军节度使起家，宋州就成了“龙潜之地”，即大宋的发祥地。因此，北宋建立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因赵匡胤曾于乾德元年（963年）受群臣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于是将宋州改名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之后，决定将应天府再次升格，建为南京，作为都城汴梁的陪都，并下旨修建一座归德殿，作为南京的主殿，接着规划京城和宫城。

　　应天书院成立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其前身是五代后晋时期的睢阳学舍。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应天府书院改为“应天府府学”，得到官方承认，取得了官学地位，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府学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所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由于应天府升为南京，所以，范仲淹在为应天书院作记时，没有使用“应天书院”的名称，而是直接用“南京书院”，因为南京是商丘的最高称谓。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其诗、词、状、表、记等，立意高远，意涵深刻。《南京书院题名记》与《岳阳楼记》一样，都巧妙地运用了赋体，实现了骈散的完美结合。在表现形式上，大量运用对仗、排比、夸张等修辞方法，对文献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读来朗朗上口，余韵悠长。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开创了中国古代完整的教育体系，他的教育思想萌发于应天府书院学习阶段，形成于执掌应天书院时期，在庆历新政时期完善并付诸实践。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形成，既与北宋初年的教育状况和他早年的学习经历有关，也是他胸怀天下、经邦济世思想境界的必然。范仲淹认为，国家的兴盛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在学校教育。所以，范仲淹所到之处皆办学，“庆历新政”中又实现了全国办学的热潮。他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为了社会治理。因此，他的教育思想，明显地表现出以天下为怀的特点。记文中，体现了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同时，他对应天书院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歌颂和赞扬，寄予了真挚而热切的希望。

　　范仲淹是应天书院培养出来的北宋股肱之士，又执掌应天书院，双重身份使他对母校倾注了深厚感情，对商丘大地也是一往情深，记文中出现的“睢阳”“梁园”“章甫”“戚门”等词语，既是商丘的地名或文化符号，也是范仲淹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心灵源泉。

　　《南京书院题名记》通篇皆是经典名句，尤其是“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登斯缀者，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抑又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则皇家三五之风，步武可到，戚门之光，亦无穷已”等，用词准确，概括精练，堪称传世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