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丘地区商文化研究的思考和建议

柘城山台寺遗址（李庄遗址）文化遗存丰富。 　　本报融媒体记者 贾晶晶 摄

商丘考古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近90年，历经几代考古人的辛勤努力，当今的商丘考古可谓是硕果累累。从肇始人李景聃先生起，到孜孜不倦、怀有商丘情怀的张光直先生，以及近年来倾注商丘考古的诸多知名学者等，都对商丘的考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2017年9月以来，商丘考古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迎来了第三次兴起，今天的商丘考古可以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本文从商丘地区古代文化谱系的构建、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关系以及商文化研究的建议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商丘地区古代文化谱系的构建

商丘地区古代文化谱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近年来提到商丘地区古代文化谱系始于仰韶文化，应该是参考《豫东考古发掘报告》代序中提到的“三个遗址相连起来可以形成下面这条文化顺序，仰韶、龙山、岳石等，其中仰韶指的是虞城马庄遗址”。笔者认为这种表述不符合商丘地区古代文化的实际谱系。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指的是早于龙山文化的更早遗存，文中在结论中认为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几乎均衡地具有山东北辛文化因素、郑州地区的大河村遗址和苏北同时期文化的因素，认为将马庄遗址第五层遗存归为上述的哪一类文化都不妥当，应命名为“马庄类型史前文化”或“马庄文化”。由此来看，判定商丘地区古代文化始于仰韶文化并非原文之意，提及商丘地区古代文化谱系始于仰韶文化显然不妥。

2021年5月，在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启动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先生在致辞中提到商丘地区古代文化谱系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文化等，这符合豫鲁皖交界地带文化上限是大汶口文化的普遍共识。至于马庄遗址第五层文化遗存的性质，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墓葬中死者有拔牙习俗和头部附有獐牙更是与海岱地区的同时期墓葬特征完全一致，显然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范畴。

商宋一脉相承，商夷更是同根同源，当前永城王庄遗址的发掘，再次证明商丘地区在仰韶时代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范畴，商丘地区文化谱系上限为大汶口文化，而非仰韶文化。商丘地处东西文化的交会地带，存在仰韶文化的特征，至于文化的属性归属哪种文化，应以文化主体特征而命名。而且，结合多年来商丘地区已发现的考古资料分析，可知商丘地区的古代文化谱系上限为大汶口文化是可信的。

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叠压在大汶口文化之上没有争议，叠压在龙山文化之上有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两种并行的考古学文化。商丘地区的下七垣文化位于商汴交会地带，属于下七垣文化的鹿台岗类型。商丘地区的下七垣文化以民权牛牧岗遗址为代表，其文化特征与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同类文化遗存相似，应属同一种文化。杞县鹿台岗遗址龙山文化层之上有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两种并行的文化层，与二里岗早商文化有着明显继承关系的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明显是商丘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西进的混合演变体。而且，商丘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址在地层关系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龙山文化层之上、商文化层之下。从商丘岳石文化早期的陶器来看，其文化因素多与商丘龙山文化晚期相似，两者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商丘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炊器鼎占首位，至中后期鼎越来越少，甗越来越多，至岳石文化时期，甗成为主要的炊器，一直延续到二里岗时期，前后文化因素均相似。商丘地区龙山文化比较典型的子母口陶器有罐、尊、器盖等，与岳石文化子母口罐、尊、器盖等接近。另外平底盆、浅盘豆均相似。因此，商丘地区的岳石文化是由本地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发展演变而来。

因此，商丘地区的古代文化谱系应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二里岗文化→两周文化。

二、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关系

先商文化是指汤建立商王朝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以早商文化为标杆，早于其的商族起源文化为先商文化。当前学术界比较认同先商文化为下七垣文化，包括漳河型和鹿台岗类型。下七垣文化主要集中在豫北、冀南和豫东地区，从遗址的数量和分布范围来看，漳河型主要集中在豫北、冀南地区，鹿台岗类型主要集中在豫东地区。岳石文化是否为先商文化，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先生认为南关外下层为代表的早期商文化的直接来源为岳石文化安邱堌堆类型，这一文化的创造者为先商时期居民。在栾丰实先生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商丘地区先商时期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逐一作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笔者认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根据山台寺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八个样品碳十四测年，得知山台寺遗址龙山文化遗存年代上至公元前1877年，下至公元前1499年，相当于夏文化的中晚期，基本符合与夏并行的先商文化时间范围。商丘地区叠压在龙山文化层之上的主流文化为岳石文化，其分布范围北临菏泽，南挨周口鹿邑，西有民权牛牧岗遗址，东有夏邑清凉山遗址，商丘城区有潘庙遗址，其分布范围与本地的龙山文化十分相似，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从地层关系分析，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在龙山文化层之上、商文化层之下，与商丘地区的岳石文化层相似。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夹砂灰陶，器形有橄榄形罐、鬲、束颈磨光罐、深腹盆、细泥鼓腹盆、夹砂粗罐等，其中橄榄形罐、鬲占据一半以上，纹饰上多细绳纹或线纹。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的器形与下七垣文化漳河型相近，如橄榄形罐、平底盆、器盖、球腹瓮，但在年代上晚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有的器形与商丘岳石文化风格相似，如大口尊、大口罐、圆腹瓮等。因此，从学术界一致认同的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为先商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可知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的形成与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南下、西进及岳石文化东进均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恰恰也印证了“自契至汤八迁”的文献记载，商族起源于豫东地区，至王亥子上甲微时迁至邺，即一般认为的冀南漳河流域的豫北地区。因“夏有祥在西”“自西捷西邑”，才在灭夏的征途中留下了先商族的遗迹。

三、商文化研究的建议

商文化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可释读的系统文字，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是华夏与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基因。甲骨文既佐证商王世系的记载，又旁证了中国早期王朝历史的可信。因此，商文化被国际上公认为“信史”阶段，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夏商周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商文化研究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切入点，以此向前溯源，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如何更好地开展商文化研究，现提出以下两点研究建议。

（一）商文化研究须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为视角

20世纪30年代，为纠正极端疑古派否定殷墟以前的历史时代，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族地处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东夷族地处山东、安徽境内及其东南沿海，苗蛮族地处长江中游两岸的两湖及江西地区，三大集团既有各自独有的特征，又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不断融合，最终由多元文化向单一并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华夏文化融合。徐旭生先生的观点是在考古学补证基础上对中国上古史大格局的准确判断，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研究的早期尝试。随后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相互作用圈说”，以及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这些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系统研究。随着中华文明探源等重大工程的不断证实，中华文明在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因此，商文化尤其是商文化起源研究必须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为视角。在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仰韶、龙山、王国三个时代，中华文明一直持续不断地呈现出多元向一体的华丽蝶变。

（二）商文化研究须基于“商出于夷”的传统观念

东夷文化是海岱地区的东夷族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它自北辛文化主要历经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三个时期，前后贯穿3000余年。考古学上的海岱地区是指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黄淮下游地区，具体包括山东全省、苏北、皖西北、豫东。东夷文化初始分布在鲁中南和鲁北地区、苏皖北部和胶东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遍布于整个海岱地区。结合商丘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析，尤其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商丘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属于海岱地区范畴。商族奉行玄鸟图腾崇拜，甲骨卜辞殷王世系表中有帝喾的记载，而文献记载中帝喾又是东夷始祖少昊的孙子。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综合分析，可知商出于夷，商夷同根同脉，同出一源。因此，商文化研究必须基于“商出于夷”的传统学术观点。

商丘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是夷夏文化的汇聚地。商丘地区自西向东的文化特征表现在东夷文化特征依次渐强、华夏文化特征依次渐弱，其中商汴交界的惠济河流域是夷夏文化互融的最强地带。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以商文化为界，商文化之前的起源文化研究须基于多元文化的客观事实，商文化及之后王国、帝国文化，是多元文化向单一的华夏文化凝变的客观结果。2023年8月10日—12日，“殷商探源与豫东考古暨三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商丘成功举行，商丘再次成为了商文化研究焦点。借此契机，我们要进一步通过商文化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