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景亮
中国素有诗国之称,许多优秀旧诗和新诗被选入各类学校语文课本里,供学生学习,以增强文化素质,加强品德修养,培养高雅情趣,提高审美能力。诗歌反映生活,抒发情感,有节奏,有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住。因此,凡从语文课本上学过的诗歌,我都耳熟能详,多半能够背下来。如今我八十多岁,有些旧诗,诸如《春晓》《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石壕吏》《静夜思》《枫桥夜泊》《清明》《春怨》《石灰吟》《竹石》等,我还能背得出来。
我爱读中国旧诗,尤其爱读唐诗中的“三李诗”,即李白诗、李贺诗、李商隐诗。那些内容丰厚、艺术精湛的诗篇,常使我爱不释手、目不窥园,不知耗我多少目光,赚我多少眼泪。受“三李诗”影响,我给自己起个笔名叫“李影”。同时,我也爱读中国新诗,诸如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艾青、何其芳、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闻捷、严阵、刘章等诗坛名人的作品,思绪活泼,耐人寻味,如奇花异卉令我陶醉,似美酒陈酿令我倾倒。
当年,我把学写旧诗和新诗做了一个难易比较,认为学写旧诗清规戒律太多,特别束缚思想感情,很难驾驭。而学写新诗呢,规矩较少,自由较多,只要选好题材,尽可用大白话,顺手写来,押韵不押韵都行,文字长短也不受限制。当时,新诗我读多了,读出诗味来了,写新诗的门路似乎摸到一些了,有些心痒手痒了,自然生出试笔学写新诗的欲望。从在虞城县第一初中读书起,我就开始模仿着学写新诗。一首诗少则几行,多则十几行,常在本班学习园地里、学生会办的黑板报上、学校办的《培新》报上发表。我写的一首新诗《学校是我家》,还被本班同学、音乐爱好者蔡奉臣谱上曲,发表在《培新》报上。在就读于河南省立商丘中级师范时,夜晚集体宿舍熄灯后,我常背靠墙壁,摸黑拥被,垫块纸板,把诗写在白纸上,密密麻麻,模糊不清,天明用稿纸誊清,投给校刊,校刊上不断出现“李影”这个笔名。像新诗《石榴》和《砖语》等,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1958年2月,我被分到商丘县城关镇中心校当了一名语文教师。我担任中心校党支部宣传委员和语文组组长期间,创办了一张四开四版油印校报《教育之花》。由于版式精美,图文并茂,内容健康,《教育之花》颇受师生喜爱,同时它也成了我发表新诗的园地。1959年7月,我被调到商丘县报社,当了新闻记者。这给我写作新诗和发表新诗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如鸟入林、如鱼得水,心有所感,神有所会,诗兴大发,挥笔成篇。在商丘县报社工作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在县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新诗少说也有40首。与此同时,我在省文联创办的《诗歌画》报纸上也发表了多首新诗,如《给英雄的古巴》《从看古巴战士画像所想到的……》《声援》等。1960年8月,我调任开封地委宣传部新闻舆论干部,协助部领导管理全区24个县市新闻舆论工作,业余时间仍然坚持写作新诗。1961年底,我到商丘地委宣传部继续从事新闻舆论工作。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从800多首新诗中选出202首得意之作结成一部新诗自选集,美其名曰《来自农业第一线的诗报告》,并附《后记》,记述自己写诗经历与心得体会,准备投寄出版社,争取出版发行。
1966年8月,在所谓“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我的新诗绝大部分被红卫兵搜走焚毁,幸存者只剩极少部分。我把极少部分用细绳捆在一起,放在书橱一角,从此不去管它。
时隔50年,到2016年10月1日,我把它们从书橱里取出来,解开绳子,从头到尾地翻阅一遍。这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生活环境,闻到了昔日的气息,见到了那时的乡亲父老……
这极少部分新诗,从写作时间上看,上至1960年12月12日,下至1964年5月20日,共计3年零161天。从写作年龄上看,正处在我24岁至27岁之间。从写作体裁上看,有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合计100多首。从写作题材上看,有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有歌颂人民公社的,有歌颂劳动人民的,有歌颂名胜古迹的,而歌颂劳动人民的占绝大多数。
我是农民的儿子,生在农家,长在农村,热爱农民,酷爱农业,长期从事农业报道,对“三农”怀有特殊感情。我以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为素材,以饱满的激情凝聚笔端,选取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手法,为豫东劳动人民唱赞歌,赞颂他们的高尚品质。
当年我血气方刚,意气风发,思如泉涌,笔走龙蛇,仓促成篇。又因知识积累不多,实践经验不足,观察分析能力不强,写作技巧不熟,写作新诗浅尝辄止,必然会产生诸多缺点甚至错误。这些新诗犹如鸡肋,骨多肉少,食之无味,如果扔掉又很可惜。这些新诗,是我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和回答,我怎肯忍心把它们扔掉不要呢!不能!绝对不能!因此,在我有生之年,趁我脑壳尚灵,当务之急,就是对这些新诗重新修订。修订工作自2016年10月1日开始。
对新诗的修订工作,我总抱着咬文嚼字、吹毛求疵的态度,从五个方面做起。
一是统揽全局,大处着手。审阅每首新诗题材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主题思想是否突出、内容是否充实、结构是否合理、观点是否正确,审阅每首新诗语言文字是否合乎逻辑。一旦发现问题,马上予以纠正。
二是增删改调,各得其所。增,指增添,有些地方内容过于单薄、叙事不具体、说理不充分、抒情不到位,都要根据主题需要,适当增添,使新诗丰实厚重;删,指删减,删除那些重复累赘的字、词、句、节,使新诗简洁明了;改,指改正,逐字逐句逐节地清点,对于那些内容不正确的地方、材料不准确的地方、格式不恰当的地方、不通的句子、用错的标点符号等,都要改对、改好;调,指调整,要把次序、位置安排不当的地方加以调动、整理,做到各有其位、各得其所。
三是加工,打磨成品。诗歌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要求作者用词准确,以表现事物的原貌,表达人的真情实感。而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非一次完成,所以一次性写出来的诗歌多是半成品,犹如毛坯,已具有所要求的形体,但还不是成品。这就需要加工才能制成成品。同样道理,诗歌要想让人细品深嚼,受到启迪,非得在修订上下功夫不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总要经过雕琢和打磨。修订新诗本身就是一个去粗取精、去芜取华的过程。
四是删除抽象,塑造形象。所谓形象,即能引起人们思想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为了塑造形象,我在修订新诗时,果断删去了那些抽象的词汇,就是那些笼统的、空洞的语言,代之以形象化的、可感可悟的语言。形象是诗美的首要因素。因此,诗人在选择形象时,不仅要恰如其分,还要别具一格,力求新奇,以激发读者阅读欲望。
五是升华感情,以情感人。作者对事物的认识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一个题材的表现,在初级阶段没有认识到它的深度和广度,随着思考和修订的进行、认识的深化,思想感情便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时,作者应该努力抓住它,及时修订,使诗情升华。
关于新诗的表现形式问题,闻一多、臧克家、何其芳等诗坛高手都极力提倡写作现代格律诗。我在这次修订新诗的全程中,把他们的倡议文字誊在纸上,置于案头显眼处,当作座右铭,认真学习着、运用着。
至于出书一事,这是我一生中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选,恐怕也是最后一部新诗选。我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为了达到图文并茂,少留遗憾,我组织了一个小班子:我为主编,王越为编校,杨旭、李承迅、高慧玲精选插图,文学评论家杨石负责给每首新诗撰写一篇精短点评文章。特邀诗词好友杨石、颜道瑞、夏明磊审阅把关。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