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豫东地区殷商探源研究的思考
一、殷商探源研究的历史进程
殷商文明,是指商王朝自第一代商王汤至最后一代商王帝辛(即殷纣王)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其时间区间大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五百余年间。这段历史已可得到考古学上实物资料的证明,尤其自汤以后诸王,多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出现,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殷王系谱大致相符。但据《史记》记载,在商汤立国之前,尚有昭明、相土、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十一位先公先王,在甲骨文中出现较少。古文字学家认为,《史记》中的“振”就是殷墟甲骨文中的王亥,“微”就是上甲,报丁的世次应在报丙之后。这些先公先王的名字、世次和事迹,大都是可信的。这些先公先王创造的古代文明,被学术界称为“先商文化”。对晚商文化、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追本溯源,即殷商探源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古史研究者对商文明的追本溯源研究,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至1937年殷墟遗址的发掘。该阶段在殷墟进行了15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资料,发掘了晚商时期的商王室成员居住生活的宫殿宗庙区和商王陵集中埋葬的王陵区,以确凿的实物证据证明了商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证殷墟为晚商王朝的都城遗址,为探索更早期的商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以1950年发现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冈期商文化——郑州商城为代表,在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发现众多的早商城址,如湖北盘龙城、河南偃师商城、山西垣曲商城等,确认了在殷墟之前的早商王朝的存在。
第三阶段,以1959年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尤其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早期遗存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引起了中国古史界和考古学界对二里头遗址属夏或是属更早的商文化的20余年的论战。
第四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该阶段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性质基本达成共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晚期都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商王朝早期都城,或为“两都制”。以此为基础,学术界又将目光聚焦在商汤之后五次迁都的地望问题,以及商汤建国之前的先商文化问题。尤其是先商文化问题的解决成为殷商探源的关键,“不知道先商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不知道殷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先商文化弄清楚了,才能将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弄清楚。因此,先商文化来源的研究,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古代史的急务(张长寿和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
商丘地区是殷商探源研究的重点区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了在商丘地区进行殷商探源研究。大致也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36年10月—11月间,为探索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李景聃等人曾在商丘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发现了黑堌堆、造律台和曹桥等多处遗址,并对梁孝王陵进行了调查和测绘。迈出了在商丘地区探寻先商文化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考古学者首次提出对先商文化的探索。
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河南省考古研究机构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商丘地区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柘城孟庄、商丘坞墙、永城王油坊、夏邑清凉山等遗址,清理了一批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重要遗存,为探寻殷商文化之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近十年间,中美联合考古队启动“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课题,设定“通过田野考古手段寻找商丘地区的早商文明”的学术目标。因其田野工作主要发生在豫东,故又被称“豫东计划”。该项目以商丘潘庙、虞城马庄和柘城山台寺三个遗址为重点,对商丘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采样分析,为商丘地区古文化序列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国故城就是在该阶段发现的。
第四个阶段,在国家、河南省和商丘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20年在商丘地区重启殷商探源工作。目前主要选定宋国故城、睢阳故城和永城王庄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同时对永城浍河流域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局部勘探,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也启动了全域范围内先商文化调查工作,已取得了可喜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收获。
二、殷商探源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通过数代考古人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在商丘地区殷商探源工作已取得可喜的成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者通过对《史记》《左传》等文献的梳理和论证,“可以肯定殷商文明有一段先商时代,是汤以后文明的前身”,并确认“王国维将商放在商丘”的说法具有当代文献支持,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地区是探索殷商文化之源的重要区域。
其次,通过对商丘地区的系统调查和勘探,首次掌握了豫东地区汉代以来古人类遗存的埋藏环境与堆积特点,并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对该区域内的古环境变迁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再次,初步建立了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以王庄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和以马庄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山台寺、马庄和潘庙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以潘庙和山台寺为代表的岳石文化—以山台寺和马庄为代表的殷商殷墟类型文化—以潘庙和宋国故城为代表的东周时期文化—以潘庙、马庄、梁孝王陵、徐堌堆汉墓群为代表的两汉文化。虽然中间尚有少量的时间缺环,但大致的文化序列是完整的。
最后,通过目前正在进行的浍河域调查和局部试掘,以及商丘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启动的商丘全域内先商文化调查,已于永城、柘城和睢县发现多处早商文化遗存和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其中尤以柘城孟庄遗址最为重要。
上述四项成就,虽然尚未涉及先商文化,但为深入探讨豫东地区殷商探源研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其中宋国故城的发现尤为重要。《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公命微子代殷后,奉其先祀。微子所封之地就叫宋。《世本》又说“宋更曰睢阳”,也即睢阳、宋和商丘是一地的异名。宋城一般认为建在商城之上,宋国故城的发现使得寻找商城的目标在地理上锁定在了更小的范围里面。
三、殷商探源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
殷商探源研究虽然已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但目前想要有重大的突破,仍存在两大瓶颈。
第一,商丘坐落在黄河下游的豫东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开阔。自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至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南流由淮入海,对商丘一带地理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改变,包括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都成了黄泛区,黄河南泛时频繁的改道、决溢、洪泛及其相应的泥沙堆积,彻底改变了商丘一带的自然地理景观,史前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和遗物多半被深埋在黄河冲积层下,除少数堌堆遗址外,多数重要遗址尤其规模较大的都城遗址,很难被考古人所发现。故此当年李景聃考查商丘后感叹道:“查商丘屡遭河患,……经过这样的水患,无怪旅行商丘境内触目沙田,一望无际!地面淤土深约五尺……西北两面积沙更深……无怪乎汉代陶片都见不着,更谈不到史前遗迹了!”(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
考古发掘是解决殷商探源的唯一手段,但勘探又是考古发掘的前提和基础。从近两年宋国故城的调查和发掘来看,洪积层把两周时期的宋国故城深埋在地下10米深处,使得考古勘探工作极度困难,急需在深层埋藏考古勘探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第二,关于豫东地区可靠的历史文献极少,除《史记》《世本》《左传》等少数文献对商史尚有只言片语外,再无其他高信度的历史文献可供借助。
四、持续推进殷商探源研究
经过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殷商探源研究已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首先,伴随着各种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成为突破勘探技术的重要环节。建议成立“深层埋藏考古勘探实验基地”,整合各方力量,运用多种手段,如运用磁力仪、透地雷达、电阻仪等地球物理勘探技术、车载地质冲击钻,配合传统的荷兰铲、洛阳铲等。商丘地区是黄泛区的核心区域,就是一个大的实验田,欢迎各高校和科研团队前来进行实验性勘探,积累经验和数据,逐步建立黄泛区深层埋藏的勘探数据库。目前已有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团队、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团队、河南大学金锐团队等专业人员,在商丘老南关区域进行实验性工作,已取得初步数据。
其次,引入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各领域专业人员参与到商丘地区殷商探源项目中来。目前,已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等专业团队的加盟,使得具有学术见长的各方力量聚焦商丘,形成合力共同攻关的新模式。
再次,豫东地区与鲁西南地区、皖北地区和苏北四地区,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地质埋藏条件,早在史前时期古代文化面貌就具有高度相似性,而且是东、西和南、北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桥头堡,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故此,建议成立“豫鲁苏皖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将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作为一个古代文化地理单元、一个古代文化学术整体,并以此为平台联合四省的科研力量,集体发力,为殷商探源研究注入新的力量。
最后,发挥新成立的“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商丘商文化研究会”的新动能,组织古代史学家和历史文献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唐书》《新唐书》《宋史》,甚至《唐诗》《全宋词》等后世文献中有关“地理志”相关内容的梳理,找出与商丘地区相关的内容,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为殷商探源研究提供线索和佐证。
尽管“考古学人殷商探源,四进商丘三走麦城”,但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仍将我们一步步引向殷商文明之源头。
2023年8月,“殷商探源与豫东考古暨三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圆满召开,汇聚了80余位殷商文化研究的高级别专家学者,对殷商探源研究的过去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并积极建言献策,达成多项共识,为下一步的殷商探源研究开拓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探宋寻商,殷商探源再出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 岳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