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绎商丘古城之魅

商丘古城。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商丘作为中国古代中原与东夷的接合部，商文化作为诸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合体，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商丘因是商人、商业、商文化的发源地而被誉为“三商之源”和“华商之都”。近读李喜民、陈道山所作《商丘古城申遗研究》一书，作为研究古都学和申遗实践的一项成果，也是中原学研究的一项成果，书中彰显的那种求索精神，那种责任意识，那种宏阔视野，那种累累果实，都跃然纸上，令人感佩，给人启迪。

一、价值性

该书作为对古都、对先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研究探索，极具价值，不可或缺。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地方、两个人物对中华民族具有特殊意义，一个是河南商丘与阏伯，一个是陕西汉中与刘邦。五帝时代，一个东夷族部落的首领阏伯因功被封在商（今河南商丘），夏朝时该部落（商族人）的后代建立了自己的邦国——商国，王亥时代该部族因游走贸易而闻名四方，人们称商国（商族）人从事的职业为“商业”，贸易的东西为“商品”，从事贸易的人为“商人”；到商王成汤时，商国因商贸而发展壮大并一举推翻了夏桀统治建立了商王朝，所以商人、商业、商文化与商王朝息息相关。商丘作为商族人的发祥地，历史上自契至成汤曾8次迁都，但有5王4次都定都商丘或迁回了商丘。商朝代夏后，国都也是从居亳（今商丘东南）开始的。周朝代商后，周公又封殷商贵族微子启到商丘建立宋国，宋在春秋时一直是比较强的诸侯国，宋襄公甚至成为春秋霸主之一。汉中和刘邦的特殊意义是，汉中郡是当年刘邦被封王的地方，刘邦后来打败项羽、平定天下而建立了汉王朝，这个王朝就来源于他起初被封的汉中王。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封建王朝，作为朝代，它上承周秦；作为民族，它源自炎帝和黄帝以来形成的华夏民族，由于自身强大的缘故，在汉王朝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历史上被称为汉人或汉族人，以区别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其他民族。因此，由汉中郡而汉中王，由汉中王而汉王朝，汉民族的由来与此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因其地、因其人而建立的王朝，都留下了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从该书可知，在商丘这块土地上，不仅有燧皇氏、神农氏、帝喾高辛氏等故都故地的传说遗迹，也有黄河文明的“杰作”——“城摞城”。如同开封一样，商丘地下也埋了6座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古都、古城，而且这里还是文圣孔子的故乡，是汉唐著名的梁园胜地。隋唐大运河开凿后，商丘又是通济渠的重要码头，其水运、商业十分繁华，并发展成为商埠重镇。商丘还是后周时期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的龙兴之地，北宋建立后先后改商丘为“应天府”和“南京”，在这里建立的“应天府书院”，成为北宋的四大书院之首。应该说，商丘古城就像一本大书，读懂它，就读懂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读懂它，就感悟到了中华文化的脉搏和博大精深。而该书对商丘古城的研究比较系统，比较深刻，较好地揭示了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探索性

商丘古城申报世界遗产，既具备一定的条件，也是一项难度极大的专业性工作，更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系统工程。该书的作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畏难不怕艰，挑起了探索商丘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担。认真学习研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历版《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了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的条件、要求和评定标准，了解相关的案例与城市，掌握遗产申报的规律，等等。翻阅大量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学术研究资料，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在书海、文献中摸索，掌握尽可能多的文献资料。无数次到商丘古城实地考察，了解古城的古往今来及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向古城管理者求教、向专家学者求教、向古城附近的民众和与古城有关的一切人士求教，亲身濡染古城的文化烟火。远赴山西平遥考察取经。平遥古城于199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为商丘古城申遗提供了一个良好样本。在平遥的日升昌、南大街（市楼）、协同庆、同兴公镖局、平遥县衙、平遥古城墙（迎薰门）等地反复考察，对参与平遥古城申遗工作的重要当事人进行详细访谈，虚心汲取申遗经验。通过如此等等的一番功夫，形成了如今的这个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申遗的工作备选方案，为商丘古城申遗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为推进相关申遗工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创新性

该书共分为基础篇、探索篇、对策篇等三篇八章，结构完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其中，“基础篇”既有世界文化遗产理论背景的论述，又有国内古城类世界遗产案例的深度分析。“探索篇”系统阐述了商丘古城作为“遗产本体”所涉及的基本概念、时间和空间、范围与边界、遗产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内涵等，揭示了商丘古城的遗产价值。在此基础上，该书从文化、艺术等视角深度剖析了商丘古城有哪些历史文化资源，并从纵横不同角度阐明了商丘古城所具有的世界遗产价值，尤其是科学阐述了商丘古城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策篇”陈述了申遗对策和行动方略，指出在国际新的申遗规则大背景下，商丘古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古城申遗的路径选择与策略甄选，等等，为决策部门在机遇和挑战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依据与参考。

该书的独到之处是不但占有大量文献资料，吸收借鉴了学界的许多理论研究成果，而且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现场访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不但研究了国际通行的申遗评定标准和要求，具有宏阔的视野与思路，而且善于汲取国内已取得申遗成功地方的经验做法，借他山之石而攻玉。尤其是该书从现实需要出发而进行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如其凝练的申遗必备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和古城遗产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理念，就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是商丘古城申遗的核心价值所在。

四、应用性

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实用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既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所规定的认知标准，评估、建立一种价值观的阐述方式的过程，又是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对遗产的认知、保护、管理和诠释推进到一个全新境界的过程。遗产类型不一，申遗路径不同；同类型遗产申报，申遗路径也会不同；同类型相近相似的遗产，因申遗方式等的不同，申遗路径也迥然各异。基于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该书的“对策篇”根据当前申遗中存在的单独、捆绑、联合、扩展等方式，专章分析了商丘古城申遗的路径选择。作者认为，国际比较视野是前提，“突出的普遍价值”论述是核心，新颖明确的申遗理念是灵魂，科学的申遗方式是保证，商丘古城申遗路径不应拘泥于一种方式、一个路径，凡是与商丘古城历史文化有关的任何申遗事项，都有可能与商丘古城申遗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路径选择包括：三皇五帝都邑联合申遗、夏商时期的都邑和部落都城遗址遗迹申遗、两周时期的文化遗址遗迹申遗、秦汉文化遗产的捆绑申遗、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遗产申遗、宋代文化申遗、归德府城申遗，等等，并认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商丘都有较好的条件和可能，但应以归德府城申遗为重点，这方面商丘的条件更充分。应该说，这部书所开展的研究、提出的见解、思考的方法，为商丘、为河南其他地方今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较好的选择思路与方案，是一部应用性和参考价值很大的学术成果，可作为文化遗产爱好者与研究者、古城规划建设管理者与实践者的业务读本。该书作者的那种密切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也很值得学界同行学习借鉴。当然，此书的研究也还是阶段性的，还需要不断深化、丰富、充实，以期有更多更好的成果不断推出。

中华文化的中心在中原，而商丘古城作为一个彰显中原文化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古都、古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承弘扬好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并使其得到良好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增强历史主动、文化自信，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大力赓续中华文脉，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作者为河南省社科联原副主席、研究员，现为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