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视察河南时曾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商丘日报网2020-01-22)”,确定了商丘“殷商文化之源”地域文化的主体地位。“殷商文化之源”地域文化品牌中最突出商丘特色文化的就是殷商汉宋文化,可简称为商宋文化,李广瑞先生在《商宋文化》一书中作出了详细论述。当代著明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说:“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文明史、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古代学术思想的流派,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忽略这一点,即难镜考其源流……上溯到先秦,情形也是如此。”(见《文史知识》),这一论断指明了地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产生于殷商时期,以今商丘宋国故城遗址一带为中心约一百公里范围内的商宋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实际上处于源头地位。“殷商之源·通达商丘”,纵观商宋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各时期主要代表人物,商宋文化主题思想和主要内涵是以伊尹、贾谊、范仲淹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以义为先、以天下为已任的仁德文化。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张,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价值理念化,也就是用价值理念来表达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精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人民主体性,即我们党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容还包括:党无私利性,历史首创性,自由全面性等。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从空想变成科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找到了实现未来社会的阶级力量即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情感紧密相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人民的理论,“全心全意主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主体性的本质,还是源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应是“民本思想”的最高表现形式。
商丘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民本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帝喾是上古五帝之一,他首施“中庸之道”,推行以民为本,在商丘首先建都称亳,是商祖契之父,他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他15岁开始辅助其叔颛顼帝,30岁得帝位。他顺应天时,知道百姓之急需,仁厚而威严,慈爱而笃实,取财物而节制使用,教养百姓而顺性利导,施政不偏不倚,秉持中庸之道而平治天下。商第14任君主成汤,在伊尹辅助下,以仁道治天下,他“网开三面”、“桑林祈雨”,使众诸侯和人民所敬仰。他顺应民心天意,做到与时俱进,开启以有道伐无道之先河,通过“商汤革命”,推翻了无道昏君夏桀,建立商朝。在宰相伊尹的辅助下,大力推行仁政,实施以仁德治国。为此,伊尹著有《咸有一德》,这是中华文献中第一部以仁德治国的论著,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以商汤、伊尹为代表的仁德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源头。当前,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孔子、孟子、荀子均发展了民本思想。
春秋宋国继承了商汤的“民本“思想,以仁义治国。春秋宋国实行仁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宋襄公,他首举“仁义之师”,一生六次行仁,在各诸侯国产生很大影响,这在楚宋“泓水之战”中得到体现。尽管在这次战役中宋国失败,但宋襄公却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美名。宋襄公的这种仁慈之心、贵族风格得到弘扬,受到了其他诸侯国的尊重。这种仁慈、仁义、大爱高于一切的思想理念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利于宋国地位的提高,从长远看其效果远远大于这场战役的胜利。故史圣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世之君子对他颇有赞美,这也有感于社会礼义沦丧,莫不为之痛伤惋惜。《汉书·地理志》说:“宋地,房心之分野……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厚重多君子。”战国时期《吕氏春秋》对此评论说:“于古为义,于今为笑”,皆缘于此也。
西汉贾谊是中国“民本思想第一人“。贾谊在商丘梁园长达六年,是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是最早提出并使用“民本”这个概念的。王兴国著《贾谊评传》提出:从历史发展来看,“民本”概念的正式提出,可能最早还要算贾谊。首先,贾谊明确地使用了“民本”这个概念,并进行了充分论证。《贾谊集》中民本概念使用十分普遍,自从他提出民本这个概念后,“民本”便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频繁使用的一个范畴。其次贾谊扩大了民本思想使用的范围,他在《大政上》中认为“民无不为本也。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吏以民为本”。贾谊还从“有易吏而无易民”、“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他把民本思想扩展为封建社会整个政治统治的基础。其三贾谊又从本、命、功、力等多方面论证了人民的作用,从民的社会地位等方面说明了民的重要性,从而在当时来说比较全面地论证了民为什么是“本”,更加具有理论色彩。刘修明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远见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总是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民本思想联系起来考虑。汉初的贾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刻认识的青年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反映了识时人所未识、悟时人所未悟的远见卓识,堪称我国汉代封建社会前期民本思想之冠”。以上来看,西汉贾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并使用“民本”这个概念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第一人。
贾谊“民本思想“的形成地应在商丘。毛泽东主席曾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此文写自商丘,是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在梁国睢阳城所著。“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据《贾谊年谱》载:公元前174年,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来到梁国商丘;公元前168年贾谊因梁怀王堕马悲伤而死,西汉贾谊在商丘梁国睢阳工作生活长达六年时间,比他任长沙王太傅时间还多3年左右。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显示了对贾谊的重视,最重要的是汉文帝是将梁怀王刘辑作为太子来培养的,贾谊是事实上的“太子太师”,至于后来怀王堕马而死是突发事件。贾谊在商丘梁怀王太傅任上成就很大。一是梁国睢阳所著《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政论文。二是提出“益梁策”(《请封建子弟疏》)被汉文帝采纳,为西汉王朝的延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在梁国写作的奏疏除《治安策》、《请封建子弟疏》外,有案可稽的至少还有《论积贮疏》、《谏立淮南诸子疏》两篇。被鲁讯先生称之为“西汉鸿文”的《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三篇,有两篇写自商丘。贾谊写在梁国的《治安策》、《论积贮疏》等诸篇鸿文,对后来邹阳写《狱中上梁王书》、枚乘写《重谏吴王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梁国政论散文的繁荣。四是贾谊为汉梁文化和梁园文化的先驱,在商丘所写《旱云赋》是梁国辞赋的奠基之作,为汉赋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旱云赋》即“作于汉文帝九年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时”,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是典型的骚体诗,而《旱云赋》与此区别很大,“主要以描写景物为主,极力铺陈,刻镂精工,形象生动,在形式上也有演进,这与后来枚乘等人在梁园写的《梁王兔园赋》、《柳赋》等写景咏物的小赋作品非党接近,明显具有从南方以骚体赋向后来在梁国形成的散体大赋演进的趋向,对枚乘写《七发》、司马相如写《子虚赋》具有明显的启发和影响作用。《旱云赋》具有从骚体赋到汉大赋的演进特征,应该说为汉赋走向成熟作出了贡献,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贾谊现存赋5篇,《吊屈原赋》《鹏鸟赋》《旱云赋》三篇年代明确,《惜誓》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应是长沙王太傅任上作,《虡赋》收在《古文苑》中,为咏物小赋残篇,写在梁国睢阳的可能性较大。
北宋范仲淹在商丘初步形成了以民为本的“忧乐思想”,标志着商宋文化主题思想的形成。范仲淹在商丘应天书院求学五年,后在应天府家中为母丁忧期间又主持应天书院约三年,范仲淹今日虽为苏州第一名人,但确为商丘历史上有案可查的“商丘乡贤第一人”。据宋史记载,早在公元1011—1015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期间就产生了“土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在后来1026—1028年主持应天书院期间又写了《南京书院题名记》、《上执政书》两篇巨著,标志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思想和治学理念的形成。因此,以此为标志,商丘地域文化即商宋文化的主题思想就是以伊尹、贾谊、范仲淹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以义为先、以天下为已任的仁德文化”正式形成了。
元明清以来,商丘大地上为民请命的“义士”和农民起义不绝于史书;及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商丘更有无数志士仁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商丘形成了闻名全国的“老坚决”精神;今天的商丘涌现出以“义工联”和李学生、黄伟、李东亮等为代表的“商丘好人”群体,更是体现了商丘地域主体文化中以民为本、以义为先、以天下为已任的仁德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至今仍熠熠生辉。
以伊尹、贾谊、范仲淹为代表的商宋文化的“民本思想”,与当前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一脉相承、高度契合的,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为科学把握、不断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必须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度发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总之,商宋文化是最具有商丘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伊尹、贾谊、范仲淹为代表的商宋文化“民本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一脉相承、高度契合的。我们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念,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商丘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大文化力量。(商丘演艺集团 贾建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