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眨眼,我从大三线退休已十余个年头。我方实实在在地感到,同老伴卫梅仿佛才真正进入磨合期。
那是退休返乡尚未坐热沙发的时候,卫梅就给我开了个诉苦会,随后连珠炮似的质问起我来——
“我怀孕你给我买过好吃的东西没?”
“我生俩孩子你伺候过一天没?”
“我跟孩子有病,你关心过没?”
“我上班又照顾俩孩子,你家里人帮过忙没?”
……
我无言以对,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声音一次比一次低。
“同你结婚,我算是瞎了鼻子烂了眼了,你真把我当成空气了。”她,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说着说着,那眼泪居然从脸上滑落下来。我哪能忍受得了,于是,一场激烈的口水仗便爆发了。不料,她的心脏病复发,住了半个月医院。女儿和儿子说落我一顿:“妈妈是刀子嘴豆腐心,作过多少难,跟她较什么真?就不能顺着她点?”
我暗暗思忖,我真的对不起卫梅与孩子们,亏欠他们太多了。在这个被邻居们称为“女张飞”面前,我连连道歉。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兄弟姊妹多。在那说不上遥远的年代,全家人靠父母挣工分和种点自留地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母盼我能跳出农门,省吃俭用,硬撑着供我读完了县高中。“文革”兴起,大学停办,后来我就参了军、提了干。一个家住县城的我的高中要好的同学卫兴见我人好,便把她妹妹卫梅介绍给我,喜结了连理。不久,我随部队开进西南大山里,搞“深挖洞”的国防建设去了。那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使命压倒一切,我很难顾及卫梅与孩子们。
“真的很对不起,请原谅,下半辈子做牛做马,一定好好补偿。”我望着出院后的卫梅,万分诚恳地说。之后,“是是是”“中中中”便成了我的口头禅。
卫梅沉默不语,只是眼里闪动着泪花。
我拿出工资卡,购买了一套带暖气的单元房。乔迁之日,各自成家的女儿和儿子乐得合不拢嘴。
想到作为曾经的百货公司营业员的卫梅,又忙上班,又忙家务,很少走出县城,我便带她上北京,下苏杭,奔长沙,赴西安,观光了不少名胜。她脸上愁云少了,笑容悄悄地爬上了脸庞。
哪料好景不长,卫梅年轻时吃苦受累而积累下来的多种疾病一股脑儿找上门来。于是,她便顺理成章地享受了大病补贴。一个冬日的上午,她去医院拿药回来,含泪讲述了颇有险情的遭遇:“我坐公交车转了一次车,到定点医院那里取了药,刚刚走出医院大门,忽觉胸闷头晕,我赶紧靠着高墙休息十几分钟,方才缓过劲来。如果我一头栽倒在地上,神医也救不活我。”
我听了心中大惊,立马警觉起来。以后凡是她单独外出,我必陪伴,形影相随。平时陪她看看电视,观观“梨园春”,或打打“二人麻将”,其乐融融。我主动揽下了馏馍烧汤、刷锅洗碗的活儿,还学会了使用洗衣机。这样一来,在温馨的氛围中,卫梅心灵上的创伤渐渐抚平了。
一天早饭后,我刚刚坐在电脑桌前,卫梅便端着饭锅与一只碗走进来,面有愠色。
“看看,你刷过的饭锅还有饹馇。刷锅,里外都要多刷几遍。”
她又把一只碗拿到我的面前,让我闻闻是否腥气。
真是女人的心,天上云海底针。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尴尬,急忙压住往上蹿的无名之火,轻声说:“我用清水刷了两遍。”
“那不行!这喝过鱼汤的碗,得刷三遍。头边用热水烫,二遍用洗涤剂擦,三遍用清水冲。”
“好,照你说的办。”我立马起身去重刷锅洗碗。
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在他人眼里,我这个人的生活似乎有点枯燥。一不去跑舞场,二不去泡酒场,三不出外“垒长城”,只是以往长期当政工干部时养成了对书法的爱好,不时涂鸦,自寻其乐。
在一间空房里,我放置了一张案子,铺开宣纸,挥毫泼墨。“厚德载物”“天道酬勤”“上善若水”“志存高远”等格言,“春风大度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德高人长寿/心宽福自来”等楹联,纷纷以正楷或行书的形式从我的笔下涌出。作品有的被老熟人拿走,有的被新朋友索去,还有的参展获得了各类奖。
一日,我正在习字,不知卫梅啥时候已站在我身后,只听她话里夹枪带炮,不住气地对我“开火”——
“谁要字都给人家写,图个啥?”
“得这奖得那奖,能当吃还是能当喝?”
“七十多岁的人了,瞎折腾啥?好好享几年福呗!”
我想说,练习书法,是件高雅的事儿,能健身、养心、益寿;我想说,练习书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想说,赠送他人书法作品,也是传递正能量。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口。
此刻,我这个老政工干部的敏感神经一下被触动了,深知卫梅的那些话有点离谱了。看来,我与她之间的冲突,已不仅仅是性格和文化差异的冲突,可考虑到她体弱多病的现状,又不能与她针尖对麦芒般地展开思想交锋。如何是好?是该深思一番,抓住三观这个关键点,运用和风细雨的灵活方式,继续和她好好磨合磨合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