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滋养戏剧 戏剧照亮生活

　　杨石：在我早年的记忆中，您写过诗，写过曲艺，写过小说，可近四十个春秋一路走来，您居然成了戏剧界的翘楚——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剧协名誉主席。那么，您是怎样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又为何那样情有独钟？

　　任金义：我是1975年从闫集中学调到原商丘县文化馆的，那时我主要搞诗歌和小说创作。1979年底，刚从原商丘县文教局分出来的文化局要设剧目组，于是，我被调到剧目组。在此之前，我曾在《河南文艺》发表小说《聋爷爷》，在《少年文艺》发表小说《爸爸的朋友》。

　　剧目组的任务就是写戏，再写小说就有不务正业之嫌，我只能忍痛割爱，开始研究“凤头、猪肚、豹尾”的戏剧结构和“押韵合辙”的戏剧唱词。1980年，我创作了独幕戏《巧成媒》，在《天津演唱》上发表，由原商丘县豫剧团搬上舞台，在商丘地区戏剧调演中，获剧本创作一等奖。1981年，我创作独幕戏《会亲家》，这个戏被推荐参加了全省的剧本研讨会，并由省剧协编印出书。

　　我还创作过一部小戏叫《抬头见喜》，女主角由柳琴著名演员况素真扮演，参加了河南省1983年现代戏调演。

　　1985年初，我创作出平生的第一部大戏《豆腐李招亲》，该剧由原商丘地区豫剧团搬上舞台，获第二届《河南戏剧》优秀作品奖。1987年，《豆腐李招亲》被拍成电视艺术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并在第三届全国戏曲电视剧评选中荣获三等奖。从此，我算与戏剧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真正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

　　杨石：戏剧之根深植于人民沃土，而传递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则应是它创作的主旋律。那么，您在戏剧创作实践中，是如何贯彻或者体现这个精神的？

　　任金义：作为一个剧作者，要想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就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我感触非常深。我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的，那时候，我的家在农村，参加工作后又连续十几年到农村蹲点，对农村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先后创作出《豆腐李招亲》《樱桃女》《苦楝花》等戏剧作品，还创作出《换当家》《一份新彩礼》《兰香劝夫》等许多曲艺作品，不少作品还获得了省级和国家级的奖励。由于我长期到农村深入生活，为农民树碑立传，1991年，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2年，组织上让我担任了商丘县文化局局长，八年后又担任了市豫剧团团长和市文化艺术学校校长。

　　2010年，我从市文化艺术学校校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随即买了一辆自行车，天天到农村转。找老朋友聊天，去老同学家串门，到我蹲过点的村子看看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还常常和几个农民朋友一起，骑着自行车赶庙会。

　　我重新找回了当年的感觉，从2012年开始，我在《百花园》《商丘日报》《京九晚报》上发表了《耿婶》《屈嫂》《永远的笑容》《小岳庄拆迁记》《路碑》《柳翠儿的美人计》等数十篇文艺作品。

　　为了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我还根据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的事迹创作了大鼓书《救援风波》，为商丘春晚创作了《老百姓的喜悦》《干部与老百姓心连心》，均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杨石：能够展现大真大爱大美，传递当代中国向善向上的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民的审美追求，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便为优秀作品。您创作了大型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等共14部优秀剧本，获大奖10多项。其中，《乡村女支书》在国家级刊物《剧本》发表，并与《李香君》剧本分别获得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银奖和铜奖；《睢阳忠烈》（与人合作）获中国戏曲“金三角”编剧奖，第十届黄河戏剧节最佳剧目奖和最佳编剧奖；《天下清德》（与人合作）和《小推车》《豆腐李招亲》等获省戏剧大赛剧本创作奖；新编历史剧《商祖王亥》今年入选河南省重点项目。剧本乃一剧之本。您是如何把一个个剧本经营成优秀作品的？莫非有什么诀窍？

　　任金义：创作没什么捷径可走，要说诀窍，那就是多看、多走，像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所谓多看，就是多看经典剧作和比较受观众欢迎的戏剧，还要多看名家的创作体会和理论文章。凡是报刊上登载的有关戏剧创作方面对我有启发的文章，我都要搜集到一起，没事的时候反复看。别人剧本中的精彩唱段，我也要记在本子上。好的剧本要看，一般的剧本也要看，看后写一篇读后感。所谓多走，就是经常到生活中去，处处留心皆学问。有些素材，构思的剧本暂时用不上，可说不定下一个剧本就有大用。我常常把写剧本比作盖房子，你事先准备的材料越多，盖起房子就得心应手，想盖什么样的就盖什么样的。如果你准备的材料紧紧巴巴，刚够盖一座房子，甚至有的材料还差不少，你盖起房子就会费劲，别说把房子盖得别致美观，能凑合成就不错了。最近，我以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黄伟为救一个患白血病的女孩两次捐献干细胞的事，写了一部剧本。为了写好这个戏，我与黄伟一起去武汉采访他救助的那个女孩胡潇予。胡潇予讲了整整一下午，前因后果已经很清楚了，但我坚持要采访胡潇予的爸爸和妈妈。我要听听他爸妈当时的感受。剧本初稿写好后，好多人读剧本就读得泪流满面。

　　杨石：“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创作者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宋代诗人黄庭坚也说过：“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显而易见，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我认为，您在戏剧创作创新方面肯定是下了几番苦功的。

　　任金义：把剧本写得让观众看着耳目一新，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好的剧本，一定是题材新、人物新、情节新、语言新、理念新。这五新，一个剧本能做到两新就不错了，如果一新也不新，那就落俗套了，这个剧本就没有可取之处。在创作过程中，我也常常遇到创新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命题作文”，难度更大，因为题材、主题和主要人物，都是演出单位事先定好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认真采访外，就是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力争避开同类题材的作品。例如我创作现代戏《小推车》时，在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后，我开始构思剧中的人物。离我家三里路就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小时候常听村里人讲发生在淮海战役前后的故事。闫集街上有一个民团头子闫经本，他经常带着人去解放区扫荡。一次，他为了向上级邀功，抓住一个走村串户的货郎，硬说货郎是“八路探子”，把货郎活埋了。每次去闫集赶集，村里人就说，这里就是活埋货郎的地方。我想，货郎死了，他的妻子会怎样？于是，脑子里就有了《小推车》里的主人公顾大嫂的形象。从顾大嫂又联想到他的亲家冯木匠，这样，顾大嫂的儿子小柱子和冯木匠的女儿兰兰，就一个个活跃在我的面前。

　　有时，为了使剧中的某个情景在舞台上更好地呈现，就要想办法出新。比如我在创作《黄河古道梨花开》这部戏时，有这样一个情节，还没授粉的梨花遭遇到一场酷霜。如何表现梨花遭霜打？我先让一群扮作梨花的少女上场，他们边舞边唱：“花儿秀，风儿柔，月下舞长袖。洁似雪，白如藕，香气盈田畴。”突然，由苦霜变成的魔鬼张牙舞爪上来。霜魔也边唱边舞：“我是苦霜，我是苦霜。最恨梨花美，最妒酥梨香。今夜挥动无情棒，梨园逞凶狂。”霜魔挥舞大棒，众梨花仙女四散奔逃，霜魔“哈哈”狂笑，追着下去。每次戏演到这里，观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杨石：戏剧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还要有传统文化的血脉。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和谐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助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我毫不怀疑，您在戏剧创作中对此一定做了传承与弘扬。

　　任金义：这些年，我创作的戏剧作品，几乎全是正能量的，不少作品都包含着崇尚仁爱、以民为本、守诚信、讲和谐的内容。我的第一部大戏《豆腐李招亲》中的主人公李水田就是仁爱诚信的代表。改革开放后，李水田靠做豆腐发了家，赌徒王二邪利用自己的妻子刘霞妹去骗取他的钱财。当李水田知道自己被骗后，不但没有为难刘霞妹，还帮她找回被丈夫卖掉的儿子，并拿出路费，送刘霞妹母子回家。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剧本《儿大不养娘》中，我用辛辣的笔法，讽刺鞭笞了不孝之子米大宝和米二宝。在剧本《乡村女儿梦》中，用满腔热情歌颂了金彩凤对因车祸致残的丈夫黑大壮不离不弃，对婆母疼爱有加的高尚品质。

　　杨石：戏剧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表现丰富的生活，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加以典型化，形成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方能紧紧抓住观众。正所谓“戏就是冲突，没有冲突便没有戏”。您安排戏剧冲突举重若轻，进而塑造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做法肯定不少。

　　任金义：写戏必须写矛盾，矛盾冲突越激烈，越能抓住观众的心。上世纪80年代，我刚开始文艺创作的时候，开封著名曲艺艺人王元伦给我说过这样的话，一部戏要想好看，就要写坏人想法害好人，观众担心好人的命运，才能越看越入迷。他所说的坏人，不一定全是十恶不赦的恶人，更多的时候，是指有一定毛病和缺点的人。比如我创作的现代戏《张老西嫁女》中的张老西，就是一个财迷心窍的普通人。最近几年，高价彩礼之风在农村悄然兴起。不少人家为高价彩礼债台高筑，有的甚至闹出了人命。为了用戏剧的形式反映这一现象，我颇费一番脑筋。我构思了两户人家，张家和李家，张老西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大烦已经结婚，二女儿二盼正该订媒。李母年轻守寡，生活困难，好不容易给大儿大强娶上了媳妇，二儿子小强又到了结婚的年龄，可偏偏小强与张老西的二女儿二烦谈起了恋爱。李母省吃俭用给小儿子盖起了二层楼的婚房，又东借西磨凑够了十万块钱的彩礼，可张老西突然狮子大张口，彩礼升到二十万块钱，这样李母和张老西之间就形成了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使矛盾更激烈，我又设置了李母的大儿媳大翠这个人物。大翠结婚时，住的是四间平房，见婆母给婆弟小强盖了两层小楼，心里极不平衡，就给婆母大吵大闹。这样亲家之家、婆媳之间、父女之间，甚至恋人之间，矛盾冲突迭起，一环紧扣一环。动情处，闻者垂泪；欢快处，又令人捧腹。

　　杨石：有论者言，戏剧的情节一般是突出主干，单线发展，情节复线发展的剧本很少。只有如此，方可在有限的时间里将主要内容清楚地表现出来。您那些成功的剧本创作堪称匠心独运，展示了巧妙剪裁的非凡功力。

　　任金义：一部戏，要有一条主线，若干条副线，副线也是为主线服务。就像一棵树，枝蔓不能超过主干，如果枝蔓比主干还粗还大，说明主干已经缺乏生命力。对于一部戏来说，“枝蔓”超过“主干”，就是写跑题了。上世纪80年代，我为洛阳市豫剧二团创作了一部现代戏《苦楝花》，戏的主线就是“换亲”。自始至终，剧本围绕“换亲”设计人物、设计情节、设计矛盾。戏一开始，楝花与恋人在村头约会，被嫂子发现，因为嫂子与楝花的哥哥结婚前两家约定，一旦楝花到了结婚年龄，就要嫁给嫂子的娘家哥。嫂子回娘家报信。接着就是逼亲，楝花已知嫂子的哥哥是个傻子，死活不依。嫂子抱着两岁的儿子回娘家，楝花的爹为了传宗接代，以死相逼，最后酿成悲剧。《苦楝花》在河南省戏剧大赛中获银牌，剧团已演出数百场，很受观众欢迎。除《苦楝花》外，我创作的多部戏都是围绕一条主线展开。

　　杨石：戏剧语言既要口语化——通俗易懂，又要富有表现力——深刻而含蓄。而要做到杜甫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委实不易。对于戏剧台词，您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可谓呕心沥血。也许经过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过程，有过“独上高楼”寂寞的感受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任金义：戏剧语言不但要求口语化，还要个性化。我初学写作的时候，身上总要带个小本子，每听到一句鲜活的语言或者有一定哲理的歇后语、笑话，就记下来。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再加上自己的发挥，作品中的语言就越来越生动。例如，我写《豆腐李招亲》时，豆腐李的弟弟唯恐哥哥受骗，就把哥哥与新“嫂子”关在一个屋，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豆腐李坚决不同意，说“强扭的瓜不甜”，弟弟说“不甜也比没瓜吃强”。弟弟的话一落音，观众就笑得前仰后合。我曾听到过一个经典笑话，老张和老李都是“杠头”，见面就抬杠。一次老张说：“凡是我没见过的我都不承认是真的。”老李问：“你见过你老祖爷吗？”老张说：“没有。”老李说：“那你能说，就没有你老祖爷这个人？”一句话，问得老张无语。后来，我把这个笑话用到《雨燕衔春》这个戏里，收到很好的戏剧效果。为了把剧中的唱词写得准确、写得感人，我总是煞费苦心。在新编历史剧《天下清德》中，一场暴雨，房倒屋塌，田毁人亡，主人公宋荦面对哭声一片的百姓，唱道：莫流泪，莫悲伤，泪水不能当米粮。苍天打来无情棒，咱偏一偏脑袋用肩扛。

　　当宋荦被贪官陷害，罢官免职，修堤的百姓被驱散，他一人孤零零地站在河堤上，百感交集，唱道：虽说我也是那官宦子弟，却深知老百姓实在苦凄。披星戴月五更起，弯腰曲背两腿泥。过了冬雪盼春雨，三伏天晒脱几层皮。从种到收忙四季，多少汗才能换来粮一粒。当官若不为百姓想，就该天打五雷劈。皇上南巡察民意，就应该报实情有一说一。问心无愧天和地，一缕清风为社稷。丢官削职何所惧，就是死，我也要化作这堤上一坨泥。

　　扮演宋荦的商丘市豫剧院演员王效领说，他每唱到此处，总是满眼热泪，一段唱词，观众会鼓掌四五次。

　　杨石：生活滋养戏剧，戏剧照亮生活。近四十年的戏剧创作，您尝够了、品透了“梨子”的滋味，定有不少独特的心得、非凡的感受供人分享吧。

　　任金义：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每当我写不出作品时，我就想想我的老家睢阳区闫集镇天地庙村，从东头到西头，一家一家地想，谁家最近出了啥事，这事是否有代表性的意义，如果自己觉着新鲜好玩，就把它写成作品。安徽省文旅厅的专家和领导为我的现代戏《张老西嫁女》在合肥召开剧本研讨会时，大家在肯定剧本的基础上，提出张老西收取高价彩礼的根源是什么，找到根源，才能对症下药。一般情况下，闺女出嫁收高价彩礼，是用这笔彩礼娶儿媳。可张老西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他为啥也要高价彩礼？安徽省戏剧界一位专家王长安说，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戏也就成功了。回到商丘后，我带着剧本到过去蹲过点的睢阳区郭村镇万庄村、闫集镇余火楼村，给农民朋友读剧本，大家听了剧本说，张老西是以前穷怕了，现在又怕两个女儿一出嫁，没人问自己的事，所以拼命要彩礼。我豁然开朗，很快完成了剧本的修改。该剧已演出几十场，2020年，还参加了安徽省优秀剧目线上展演。

　　杨石：人民需要戏剧，戏剧需要人民。多年来，本地与外地的豫剧团排演您创作的剧本屡屡获奖：仅获得省级金奖或省“五个一工程”奖的就有《睢阳忠烈》《乡村女支书》《天下清德》《小推车》《黄河故道梨花开》等5部大戏。《豆腐李招亲》被拍成艺术片，全国30多家电视台播放，央视播放三次。时代需要戏剧放歌，戏剧需与时代同步。在全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开启新征程的语境下，您定会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和期许吧？

　　任金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心、情、思”的一体，这既是身与心、理性与情感的同步，也是知与行的合一。今后，我将努力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多更好让人民满意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