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古城申遗的回顾与展望

航拍商丘古城。记者 崔 坤 摄

世界遗产是《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范围内超越国家层面认证的人类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之于遗产地，是全球说服力最强、社会影响力最大、关联效应最显著的文化赋能，是值得付出而拥有的世界级荣耀。任一区域但凡存在能代表国家或民族身份的遗产，且符合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与条件，都有必要申遗。

一、商丘古城申遗的价值与意义

商丘古城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古城连续体（自契居商起，商丘古城4000余年的文脉相延从未间断，历史学、考古学业已明证，先秦宋国都城、秦汉睢阳城、隋唐宋城、宋代应天府南京城以及现存的明清归德府城等，都是商丘古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形态，又都是构成博大精深的商丘古城内涵不可或缺的一环，自然而然形成了“商丘古城连续体”），拥有大量国保级的文物古迹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如此完好地保存下来且以不同方式彰显，昭示着其价值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是罕见的。

商丘古城申遗，既是明晰古城商丘对中原文明、华夏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具体内蕴与贡献彰显的研究过程，又是展示自身独特文化、让“商丘古城”成为“全球古城”的主要途径，更是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协作的重要桥梁。

就申遗的价值而言，有助于商丘古城及其相关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宣传推广及其文旅开发利用，大幅提升遗产地的综合价值；有助于民众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激发历史自豪感，增强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提升文化自信心；有助于民众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自觉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去，对于维护和保持文化多样性，丰富文化生活、滋润精神家园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商丘古城若申遗成功，自然而然获得了全球顶尖文化品牌，不仅成为商丘地域文化全球影响力的主要阵地，更成为商丘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于开展国内外文化交流、凸显商丘站位全球的个性文化、提升商丘在全球的鲜明形象、扩大对外招商引资的规模与质量、促进商丘旅游迈上新台阶和进入新境界等价值非凡，影响深远。

就申遗的意义而言，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交融与碰撞，申遗能让我们从全球文化的高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认识到文化遗产不仅是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还是文化强市建设进程中一种越发宝贵的软实力，更是传承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建设现代文明的沉甸甸的责任，进而更加坚定坚守自己文化遗产的信心和决心。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商丘古城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承担的文化空间，需要有本地域原汁原味的世界遗产，以标识与引领该地域文化在全球的应有地位。况且，商丘地域目前尚未有一项完全属于本土的世界遗产（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商丘码头汴河遗址段、夏邑县汴河济阳镇段只是整个大运河遗产在商丘境内的两个节点，但也是对隋、唐、宋朝代商丘水利运输文化的认同），而省内的洛阳有龙门石窟、安阳有殷墟、郑州有“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等世界遗产，新乡有潞简王墓（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已于2008年3月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准世界遗产。因此，在符合世界遗产评定标准的前提下，商丘古城有一万个理由申遗，力争为中原大地再增添一处世界遗产。

二、商丘古城申遗的历程回顾

商丘古城曾于2006年、2009年分别以“单独”与“捆绑大运河”方式申遗，均未能入选《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为此，全面总结两次申遗失利的经验教训，客观冷静地分析个中原因，就非常必要且有价值了，毕竟“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一）“限额瘦身”，单独申遗落空

2006年6月18日，是商丘古城申遗的标志性日期。这一天，当地政府邀请对申遗工作有过成功经验的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文物局、安阳市文物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商丘古城申遗。受邀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对古城的历史文化、保护管理状况、科学艺术价值等经过分析与研判，一致达成如下共识：城郭、城湖、城墙三位一体，保存完好、世所罕见，彰显了我国古代城池规划设计的别样理念；古城内外拥有燧人氏陵、阏伯台、应天书院、八关斋等众多名胜古迹；商丘市委、市政府对申遗工作高度重视，对古城保护投入巨额资金，古城保护效果显著；市民对申遗热情高涨，参与支持力度大；通过举办火文化研讨会、十运会华夏文明之火点火仪式等活动，商丘知名度大幅提升。基于以上共识，专家们给出了“商丘古城可以进入申遗的具体实施阶段”的结论。

商丘古城当年在省内与新乡潞简王墓、郑州嵩山古建筑群、平顶山古汝瓷遗址、安阳红旗渠等竞争进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当时河南省文物局的意见是“全部上报，由国家文物局最终决定”。商丘古城当年未能进入名录，从宏观背景分析，世界遗产委员会曾于2001年底作出“全世界每年列入项目总数为30个，每个缔约国每年最多只能有一处列入”决定，尽管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苏州会议（2004年）调整为一国一年可以申报两项世界遗产（至少一项是自然遗产），提名总数增至45个（实际上最终通过率还不到40%），申遗通道狭窄拥挤，使得我国高歌猛进的申遗态势戛然而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6年底紧急“瘦身”，仅留下35个申遗项目，后备大军不得不在独木桥前耐心等待。当然，从申遗主体层面分析，我们的遗产还存在研究不深、定位不准等原因。

（二）“非亲非故”，捆绑申遗泡汤

商丘古城单独申遗尽管未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但申遗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2009年，古城申遗又打开了一扇窗——“捆绑大运河”申遗。在当年的商丘市两会上，古城申遗被写进市政府工作报告。经过近两年的努力，2011年初，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大运河申遗项目名单：河南卫河（永济渠）段主线、商丘码头汴河遗址段、夏邑县汴河济阳镇段等6个项目为立即列入项目，辉县市百泉河、通济渠隋唐洛阳城段、开封市汴河北宋东京城段等11个项目为后续列入项目，商丘古城再次出局。

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北运河体系等构成。隋唐大运河历经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通航了720余年。随着宋王朝政治中心的南迁，汴河的漕运功能逐渐丧失，加上清淤不力，运河河床逐渐淤塞直至断流，等归德府建城之时（1503年），流淌在归德府境内的汴河早已被淹没在地下，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明清归德府城与隋唐大运河汴河段没有时间上的交叉，导致捆绑申遗泡汤。

三、商丘古城申遗的展望

燧皇故都代表商丘是三皇文化的源头之一，具有华夏民族肇始地位；华商之都代表商丘为商部落、商王朝和商业的创始地位，之后的发展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显示出商丘先进的、典型的引领和参与特征，留下了很多具有国家身份意义与人类价值的遗产，其中商丘古城就是典型代表，理应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证。

事实上，我国相当多的遗产都符合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与条件，也的确已有上百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受国家申遗整体工作部署的制约，商丘古城一直未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只要持之以恒，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只是时间问题。

（一）抢抓新时代机遇

2021年1月，14名出席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省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商丘古城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20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积极争取商丘（东方）古城池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写进工作报告。

《世界遗产名录》上的遗产总数没有正式限制，《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实行动态管理，大门始终打开，对于保护管理状况良好、申遗条件成熟的项目可定期不定期地吸纳进来，这为商丘古城的列入提供了制度保障。为此，商丘古城只要加大规划保护、原貌恢复、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力度，切切实实把古城保护好、管理好、发展好，想必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步伐将会加快。

积极借鉴与吸收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申遗的成功经验，抢抓新时代机遇，加大协调力度，加大外宣力度，把千年传承的“内城、城湖、城郭”三位一体“天圆地方”的经典格局呈现于世人面前，尤其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各位专家面前，让他们感到商丘古城有充分理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夯实申遗工作基石

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商丘学者提出古城申遗的倡议，囿于当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对世界遗产价值与作用的认识不足等原因，未被提上议事日程。进入21世纪前十年，为赶上大运河申遗这班车，有关部门邀请国家有关规划设计单位对大运河商丘段沿岸古址进行规划设计与修复，并邀请国家申遗主管领导、专家学者现场考察，积极建议古城申遗。

政府是推动申遗工作的主导力量，围绕古城申遗做了大量工作，夯实了基础。先后组织专家对古城申遗开展研究，为申遗提供学术支持；组织遗产专家考察古城，听取对古城申遗的指导意见；与国家和省相关部门保持着沟通与协调，根据主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开展工作；加大外宣力度，为古城申遗鼓与呼，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按照世界遗产的评估标准，对古城进行保护和修复，投巨资对古城内外建筑及其环境进行全面的科学的修缮与整治，一座完美的归德府城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研究成果渐趋丰硕

自商丘古城提出申遗以来，专家学者们一直开展着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进入新世纪以来，笔者一直致力于商丘古城申遗研究，揭示了商丘古城的丰富内涵，鲜明地提出商丘古城是“世界遗产标志”城，呼吁政府牵头做好古城保护与原貌恢复、广邀专家考察论证、加大外宣力度等，尽快将商丘古城纳入国家申遗的行列中，还提出了几条有针对性的申遗路径。一是“商丘古城连续体”单独申遗，商丘历史上的各个朝代的城池和历代文化遗产，核心是明清以来的归德府内城、护城湖、外城郭，组合成一个“古城连续体”申遗；二是鉴于归德府城的地下还叠压着自商周以来的多座古城遗址，形成了世所罕见的“城摞城”奇观，建议可与开封“城摞城”景观联合，以华夏（或中原）“城摞城”文化景观申遗；三是与南京、西安、荆州、兴城、襄阳、临海、寿县等明清古城联合，组成“中国明清城墙”申遗，这一思路并非本意，只是出于尽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折中考虑。

（四）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申遗程序的复杂化与严格化、申遗竞争的激烈化与白热化等都制约着商丘古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进程。按照《保护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各个缔约国至少每10年修订一次《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名列其中是申遗的先决条件，世界遗产委员会最新公布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还没有商丘古城；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大会还规定，今后每个缔约国每年只能提出1处世界遗产申请，尚没有世界遗产的缔约国将享有优先权。当前，国内外诸多遗产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力量、创新各种路径，百计千谋地加入申遗行列，以及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等三大类别之间比例差别较大的现实等，决定了文化遗产的申报将更加艰难，这势必影响商丘古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时间，商丘古城申遗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5000年的文明积淀为我们留下了141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23年6月），但保存完好的古城池全国已没有几座了，幸存的古城池先后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丘古城就是其中一座。事实上，截至2022年12月，《世界遗产名录》已列入了321项城市类文化遗产（含古城池、古城遗址、历史城镇与历史中心等），其中仅有我国的丽江古城、平遥古城两座古城池，这对于5000年辉煌文明的中华古城池群体而言还远远不够。想必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丘古城这一祖先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这一蕴含丰厚且深奥历史文化的古城池，定要进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