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寺与九间楼

　　在商丘古城北门外西北角有文殊寺（亦说九间楼）遗址。如今那里无寺无楼，建起了花园，树木葱郁，绿草如茵，成为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地方，但文殊寺、九间楼的史话仍在这里流传着。文殊寺、九间楼，到底怎么回事？它们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呢？

　　据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编纂的《商丘县志·寺观》记载：“文殊寺，在北门里许，俗称小五台，本明田通政珍别业。本朝顺治年间，僧定空募建。”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编纂的《归德府志·寺观》载：“文殊寺，在北门外里许。俗名中五台。本明田通政别业，国朝顺治年间，僧定空募建。”另外，《商丘县志·艺文》中载陈宗石（侯方域女婿）诗《过中五台禅院》作注写道：“院为明田通政别墅，乱后改作兰诺（兰诺是梵语“阿兰诺”的略称，意为寂静空闲之地，也泛指一般的佛寺）。”1993年新编《商丘县志》记载：“文殊寺，在今城北关，俗称小五台，本为明田珍别业，清顺治年间，僧定空募建。俗名九间楼。”还有2012版《睢阳区志》载：商丘古城北关，有座九间楼。传说“早先的九间楼有3丈宽、9丈长、6丈高。楼是合拢结构，不用古式垛梁，用的是铁索悬梁，杈首入墙。共有8梁10柱45檩，外搭36个飞檐，檐上雕鸟，檐下挂铃。刮东风鸟叫，刮西风铃响，嘀啾叮咚，婉转动听，威风凛凛，气势恢宏”。

　　从以上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商丘古城北门外确有九间楼，且明确记载为明朝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田珍之别墅。

　　在诸多的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中，为什么多提文殊寺而少有九间楼呢？因为九间楼在前，而文殊寺在后。随着历史的久远，人们只记得文殊寺而遗忘了九间楼。

　　归德田氏家族世代这样流传：八世祖田珍公，官至南京通政使，在归德城出资置买宅院家业，盖有楼阁，号称“田府九间楼”。这与《归德府志》《商丘县志》等史籍中“本明田通政珍别业”的记载是一致的。田珍本是商丘县田老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归德府城盖楼堂、建宅院呢？因为归德城是当时归德府所在地，商丘县与归德府同城，是当地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身为明朝官员的田珍，当时所得俸禄，不一定是银钱，或许是封以地产桑田，他就选择了自己家乡的宜居之地。况且，田珍与当时家居归德城内的沈鲤、宋纁、叶廷桂等，同为当朝名臣，并且关系甚好；田氏家族与沈、宋、侯、叶等大户人家，交往密切，互相联姻。田氏家族亦为归德名门望族，能在府城建筑家园，与名宦家族为邻，亦是非常荣耀之事。这大概就是田珍在此建九间楼的缘由吧。

　　据传，九间楼建成后有3丈宽、9丈长、6丈高，可谓是楼高房阔。据《归德田氏家乘》中《官荫公殉难事略》记载：“明流贼壬午围归德，官与缙绅议分守。田珍长子田国赖任北门指挥，贾之馆副之。”为何让田国赖率兵守北门呢？或许是城北门距田国赖的家园九间楼较近的缘故吧。田珍次子田国用、季子田国命，还有几位孙子皆参与守城之战，最后死于战火。田珍之侄孙田克盛任城东门的副指挥，率兵巷战，杀敌无数，力尽自刭。就这样，一个大户人家，死亡过半，所剩家人流落他乡。

　　明末“壬午之变”之后，田氏家人遗弃九间楼，九间楼因无人居住而破败荒置。1644年，清朝入关，顺治皇帝在位执政18年，后传康熙皇帝，其间由僧人定空筹资募建文殊寺。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编纂的《商丘县志》记载的是文殊寺，而不是九间楼。因为九间楼早已易主，改建成寺院，名为文殊寺。到了更晚些的乾隆十九年（1754年），距“壬午之变”已经110多年了，九间楼早被人们忘却，而新兴的文殊寺渐渐占据了人们的视野，故编纂的《归德府志》仍沿袭早先《商丘县志》的记载，只记有文殊寺，而无九间楼。另外，《商丘县志·艺文》中陈宗石《过中五台禅院》诗作注有“院为明通政别墅，乱后改作兰若”之句。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乱”，即是明末商丘古城发生的“壬午之变”，“乱后”，即是1642年的归德古城“壬午之变”事件以后，九间楼不复存在，而改建成了寺院，供人们烧香拜佛。

　　如今，商丘古城北关大街与文殊路的交会处往西约400米路北，即是九间楼的原址。时过境迁，这里别说九间楼，就是晚建的文殊寺也没有了踪影，留下的除了旧址上的土台和绿地外，还有历史文献中的星点记载，以及民间流传的美丽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