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晏殊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相遇

应天书院门口的牌匾上写着“以天下为己任”。记者 崔 坤 摄

“应天始兴学 书院冠华夏；学子频中第 俊才擎宋廷”的对联悬挂于应天书院大门两侧。记者 崔 坤 摄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是宋代婉约派词人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下半阕三句，也是千古名句。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正月，“文章为天下所宗”的晏殊，因为得罪了刘太后的宠臣张耆，出知应天府（府治在今商丘），由副宰相变成了地市级官员。好在时间不长，第二年就被召回了京城。

晏殊到应天府以后，大力办学，开地方办学之风，又聘请在应天府为母亲守丧的范仲淹作为应天书院的教学主管，教授生徒。

晏殊和范仲淹都是北宋重量级的人物。应天书院由私学到官学，后又升为府学和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也是北宋唯一一个升为国子监的书院。晏殊、范仲淹和应天书院这个三角关系，每一个点都是最大的权重。耦合到一起，形成合力，自然是激情燃烧，霞光万道。

今年春节后我看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其第五场的话题是“先生”，当主持人说了一句“范仲淹是晏殊的学生”时，我就感到有话要说了。

晏殊比范仲淹还小两岁，怎么就成了范仲淹的老师呢？事实上，晏殊与范仲淹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老师，是范仲淹自认的，因为晏殊对他有知遇之恩，不仅聘他执掌应天书院，而且又在范仲淹母丧期满后推荐他到朝里做官（秘阁校理）。于是范仲淹对晏殊执弟子礼。《宋史·晏殊传》称晏殊“善知人”，“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所以，老师，并不一定是课堂上亲自传道、授业、解惑者，还有生活中、事业上对自己有过帮助、有知遇之恩的人。

晏殊是北宋著名词人。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其第一种境界就是取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中的句子：“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的是做大事业、大学问刚刚开始起步时的艰辛与惆怅。

晏殊少有神童之称，15岁即受赐同进士出身。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35岁的晏殊迁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阁学士兼枢密使，做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殊至应天，乃大兴学。范仲淹方居母丧，殊延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这里，不仅说明了晏殊倾力办学，为应天书院筹措经费、向国家申请免交地基税钱，使应天书院出现第三次发展高峰的情况，而且对晏殊的评价之高，亦可见一斑。

范仲淹是应天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1011年—1015年，他在应天书院读书五年，考中进士。这次再度进入应天书院，身份不同了，由学生变成了老师；目标和志向也不同了，这时的范仲淹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范仲淹对兴办教育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在他一生多次提出的政改方案中，兴办学校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认为国家兴盛在人才，而人才培养在教育。

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提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教学思想和家国情怀。他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因材施教，学生孙复、朱从道因得到范仲淹的接济和鼓励而成为北宋著名学者。他常常住宿在学院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凡事为师生作表率。他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往往自己先做一遍。晏殊在推荐范仲淹到朝中做官的《举范仲淹状》中，对范仲淹评价甚高：“臣伏见大理寺丞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他把一个勤学习、文章好、懂官场、有清廉之声的人推荐给了朝廷。范仲淹不负众望，在执掌应天书院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里，“四方学者辐辏”。

这期间，范仲淹写了著名的《南京书院题名记》，追溯应天书院的办学历史，抒发对应天书院的感情。其中有一段描述教育成效的文字，为后人所乐道：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于鲁堂。辛甫如星，缝掖如云。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这一段辞采飞扬的文字，写出了范仲淹对应天书院的感情，他的教育思想是在应天书院形成的。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范仲淹还说了一句知名话：“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庠序指学校，意思是说，天下的学校都是以应天书院为办学蓝本的，应天书院成了天下办学的样板工程。

范仲淹的“忧乐思想”是在应天书院形成的。他“有忧天下之心”，这种思想后来体现在他的《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忧患意识，也是家国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是在应天书院形成的。在应天书院执教期间，1027年，他写了著名的《上执政书》，针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六大改革主张。他的这些改革思想，为后来的“庆历新政”开了先路，并在“庆历新政”中得到了实施。

应天书院在晏殊的支持下，在范仲淹的精心呵护下，规模日益扩大，进入兴盛发展期。再加上应天府是北宋王朝的发祥地，距离都城东京汴梁较近，于是天下学子争来应天书院学习，学生也“相继登科”，有不少学生还是“魁甲英雄”。据统计，仅天圣五年（1027年），应天书院就有王尧臣、赵概、王素、文彦博、韩琦、吴育、彭思永、梅挚、冯璪等人进士及第。

天圣六年（1028年）春夏，范仲淹作《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夸赞晏殊知应天府的兴学成效：“敦六籍以恢本，发四科以彰善。于是人乐名教，复齐鲁之盛；士为声诗，登周召之美……”。“六籍”即六经，“四科”指经史子集或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种科目。用六经来恢弘家国之本，发挥四科的精神来弘大善行。于是，在应天书院，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鲁国名人辈出的盛况，出现了西周周成王时期周公旦和召公奭共辅朝政的局面。

北宋建立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天下一派承平气象，加上北宋皇帝特别重文，因此，北宋文人既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极为出色的诗文创作，也有极强的天下意识和家国情怀。倡导要么做政官，要么做谏官。做政官时就好好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造福天下百姓；做谏官时就忠诚履职，专挑政官乃至皇帝的刺儿，即便是被罢官，抑或被杀头、被灭族，亦在所不辞。文人做官后应该有的大义和担当，在北宋朝野体现得淋漓尽致，也从而使得整个国家呈现一派清廉正气之象。

著名词人、太平宰相晏殊，政治家、教育家范仲淹，与应天书院有着不解之缘，相映生辉。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天圣六年（1028年），由于晏殊、范仲淹的参与，处在今天商丘的应天书院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发展高峰，在中国教育史上粲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