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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晏殊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相遇

2023-04-07 06:42:57 商丘网-商丘日报

应天书院门口的牌匾上写着“以天下为己任”。记者 崔 坤 摄

“应天始兴学 书院冠华夏;学子频中第 俊才擎宋廷”的对联悬挂于应天书院大门两侧。记者 崔 坤 摄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是宋代婉约派词人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下半阕三句,也是千古名句。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正月,“文章为天下所宗”的晏殊,因为得罪了刘太后的宠臣张耆,出知应天府(府治在今商丘),由副宰相变成了地市级官员。好在时间不长,第二年就被召回了京城。

晏殊到应天府以后,大力办学,开地方办学之风,又聘请在应天府为母亲守丧的范仲淹作为应天书院的教学主管,教授生徒。

晏殊和范仲淹都是北宋重量级的人物。应天书院由私学到官学,后又升为府学和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也是北宋唯一一个升为国子监的书院。晏殊、范仲淹和应天书院这个三角关系,每一个点都是最大的权重。耦合到一起,形成合力,自然是激情燃烧,霞光万道。

今年春节后我看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其第五场的话题是“先生”,当主持人说了一句“范仲淹是晏殊的学生”时,我就感到有话要说了。

晏殊比范仲淹还小两岁,怎么就成了范仲淹的老师呢?事实上,晏殊与范仲淹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老师,是范仲淹自认的,因为晏殊对他有知遇之恩,不仅聘他执掌应天书院,而且又在范仲淹母丧期满后推荐他到朝里做官(秘阁校理)。于是范仲淹对晏殊执弟子礼。《宋史·晏殊传》称晏殊“善知人”,“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所以,老师,并不一定是课堂上亲自传道、授业、解惑者,还有生活中、事业上对自己有过帮助、有知遇之恩的人。

晏殊是北宋著名词人。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其第一种境界就是取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中的句子:“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的是做大事业、大学问刚刚开始起步时的艰辛与惆怅。

晏殊少有神童之称,15岁即受赐同进士出身。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35岁的晏殊迁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阁学士兼枢密使,做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殊至应天,乃大兴学。范仲淹方居母丧,殊延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这里,不仅说明了晏殊倾力办学,为应天书院筹措经费、向国家申请免交地基税钱,使应天书院出现第三次发展高峰的情况,而且对晏殊的评价之高,亦可见一斑。

范仲淹是应天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1011年—1015年,他在应天书院读书五年,考中进士。这次再度进入应天书院,身份不同了,由学生变成了老师;目标和志向也不同了,这时的范仲淹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范仲淹对兴办教育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在他一生多次提出的政改方案中,兴办学校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认为国家兴盛在人才,而人才培养在教育。

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提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教学思想和家国情怀。他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因材施教,学生孙复、朱从道因得到范仲淹的接济和鼓励而成为北宋著名学者。他常常住宿在学院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凡事为师生作表率。他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往往自己先做一遍。晏殊在推荐范仲淹到朝中做官的《举范仲淹状》中,对范仲淹评价甚高:“臣伏见大理寺丞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他把一个勤学习、文章好、懂官场、有清廉之声的人推荐给了朝廷。范仲淹不负众望,在执掌应天书院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里,“四方学者辐辏”。

这期间,范仲淹写了著名的《南京书院题名记》,追溯应天书院的办学历史,抒发对应天书院的感情。其中有一段描述教育成效的文字,为后人所乐道: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于鲁堂。辛甫如星,缝掖如云。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这一段辞采飞扬的文字,写出了范仲淹对应天书院的感情,他的教育思想是在应天书院形成的。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范仲淹还说了一句知名话:“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庠序指学校,意思是说,天下的学校都是以应天书院为办学蓝本的,应天书院成了天下办学的样板工程。

范仲淹的“忧乐思想”是在应天书院形成的。他“有忧天下之心”,这种思想后来体现在他的《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忧患意识,也是家国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是在应天书院形成的。在应天书院执教期间,1027年,他写了著名的《上执政书》,针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六大改革主张。他的这些改革思想,为后来的“庆历新政”开了先路,并在“庆历新政”中得到了实施。

应天书院在晏殊的支持下,在范仲淹的精心呵护下,规模日益扩大,进入兴盛发展期。再加上应天府是北宋王朝的发祥地,距离都城东京汴梁较近,于是天下学子争来应天书院学习,学生也“相继登科”,有不少学生还是“魁甲英雄”。据统计,仅天圣五年(1027年),应天书院就有王尧臣、赵概、王素、文彦博、韩琦、吴育、彭思永、梅挚、冯璪等人进士及第。

天圣六年(1028年)春夏,范仲淹作《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夸赞晏殊知应天府的兴学成效:“敦六籍以恢本,发四科以彰善。于是人乐名教,复齐鲁之盛;士为声诗,登周召之美……”。“六籍”即六经,“四科”指经史子集或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种科目。用六经来恢弘家国之本,发挥四科的精神来弘大善行。于是,在应天书院,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鲁国名人辈出的盛况,出现了西周周成王时期周公旦和召公奭共辅朝政的局面。

北宋建立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天下一派承平气象,加上北宋皇帝特别重文,因此,北宋文人既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极为出色的诗文创作,也有极强的天下意识和家国情怀。倡导要么做政官,要么做谏官。做政官时就好好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造福天下百姓;做谏官时就忠诚履职,专挑政官乃至皇帝的刺儿,即便是被罢官,抑或被杀头、被灭族,亦在所不辞。文人做官后应该有的大义和担当,在北宋朝野体现得淋漓尽致,也从而使得整个国家呈现一派清廉正气之象。

著名词人、太平宰相晏殊,政治家、教育家范仲淹,与应天书院有着不解之缘,相映生辉。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天圣六年(1028年),由于晏殊、范仲淹的参与,处在今天商丘的应天书院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发展高峰,在中国教育史上粲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