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书院的两位重要人物：赵直和曹诚

　　在应天书院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人物，既是应天书院的幕后推手，也是前台英雄，声名显赫。但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们没有在他们身上多费笔墨，没有给他们留下传记，地方文献也是语焉不详。他们的事迹简单而伟大，个人传记材料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研究应天书院的历史，不能不说到应天书院的前身“睢阳学舍”。我们研究应天书院的历史人物，无论怎样也绕不开睢阳学舍的创办者杨悫。

　　作为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没有给杨悫立传，他的事迹夹在他的学生戚同文的传中。在《戚同文传》里，对杨悫的评价，有八个闪闪发光的大字：“力学勤志，不求闻达”，尽管字少，但却是一般人达不到的高度。

　　杨悫还算幸运，有这八个字。但杨悫一介儒生，无钱无势，怎么办学？于是《戚同文传》里又引出了另外一个人物——赵直，说是赵直帮助杨悫办学。

　　《戚同文传》记载：“悫依将军赵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即为葬三世数丧。直复厚加礼待，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

　　这段记载透露出三个信息。一是杨悫依靠将军赵直办学，也就是说，杨悫经营睢阳学舍的经费和治安保护等事项都是由赵直来完成的；二是杨悫死后，将学舍及家事托付给戚同文，戚同文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但办学所依靠的还是赵直。赵直对戚同文不仅“厚加礼待”，而且又为他“筑室聚徒”；三是戚同文将学舍办得很好，学生中有“五六十人”“登第”，很多学生当了大官，成为北宋王朝的栋梁台柱。

　　赵直何许人也？

　　从有关资料记载可以看出，赵直被称为“将军”或“归德将军”，虞城人，与杨悫为同乡。这样，赵直的个人信息可以概括为：虞城人赵直在任归德将军期间，帮助杨悫和戚同文办学。

　　赵直的这个简介，有点太简单了，成了名副其实的“简介”。

　　查中国古代关于官职的有关资料，关于“归德将军”，尽管说法不一，但可归纳为如下信息：“归德将军”是唐朝武官散官官名（这个“唐朝”不是“后唐”）。据《唐六典》记载：归德将军官职的级别为“从三品下”，即武官的第七级，位于云麾将军（从三品上）以下、忠武将军（正四品上）以上。

　　根据唐朝的官制，“散官”无实际职务，是“有名无实”的官员。尽管是“闲职”，但有级别，文、武皆有设置，相对于有实际职务的“职事官”而言，称散官。隋朝始定散官名称，加给文武重臣，皆无实际职务。

　　这就是应天书院的前身睢阳学舍背后的推手归德将军赵直的简介，简单而明确，但也不乏苍白之感。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知道赵直的生卒年月、当官履历和人生传奇之类的东西，只要知道他曾经支持了睢阳学舍的建设和办学，并且办得很好，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没有实际职务的武散官，是个隐者，但在应天书院的历史上，又十分显赫。

　　历史记住了赵直，我们也知道了赵直，并且很崇拜他、怀念他。

　　从睢阳学舍过渡到应天书院，背后的推手是另一个幕后英雄曹诚。他捐出三百万金，建校舍150间，聚书1500卷。这个义举感动了地方官员，于是上报给朝廷。宋真宗也非常嘉许曹诚的义举，于是赐“应天府书院”之名，并令人写了匾额。这样，睢阳学舍就在曹诚的手里变成了应天府书院。这是应天书院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大家或许会问：曹诚何许人也？

　　有的史料说他是“应天府民”，有的说他是“应天府富户”“宋城富人”。看来，曹诚是个有钱人。那么，他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地主，他的钱从哪里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是商丘人，他办了一件捐资助学的大事，这件大事彪炳史册！

　　“三百万金”的说法源于范仲淹的《南京书院题名记》。这里的“南京”就是当时的商丘，不是现在的南京。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升为南京，作为都城汴梁的陪都，与东京汴梁、北京大名、西京洛阳齐名，成为北宋的“四京”之一。因此，应天书院也称为南京书院。

　　范仲淹说：“祥符中，乡人曹氏，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之庐。”其他史料的记载只说富人曹诚捐资助学，没有说投入多少钱。

　　范仲淹所说的“祥符中”，指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建学于先生之庐”，指曹诚捐资在戚同文睢阳学舍的旧址上建学舍150间。这里，令人费解的是“金三百万”，这个钱数到底有多少？

　　有人好奇，私下问我，曹诚拿出黄金三百万建学，这个钱可真不少啊！还有人问我，是三百万斤黄金还是三百万两黄金？我说都不是，没有那么多。

　　“三百万金”到底是多少钱呢？

　　中国金矿的开采由来已久，但数量不大，一直到隋朝，全部开采量也没有三百万，而且黄金不作为货币流通，在市场上流通的是白银和铜，以铜钱为主。“三百万金”之“金”，不是指黄金，而是指“钱”。“三百万金”就是“三百万钱”，这里的“钱”大抵是指小钱，小钱即铜钱，以“文”为单位。在古代，一两黄金约合一万文铜钱。这样算来，三百万金大约相当于三百两黄金。

　　即便是三百两黄金，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也是巨大的，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太认真，也不能用前述的换算法来计算到底是多少钱。我们只要知道，曹诚拿出来的钱，盖了150间房子，聚书1500卷，还在学舍的前面建了文庙，形成了“前庙后学”的书院规制。大约从1007年开始，到1008年底完工，在戚同文的两个儿子戚维、戚伦的帮助下，历时两年建设，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有多少，大家想一想，心里就有数了。

　　曹诚，不是官员，是一个富户，他要么经营商业，要么经营土地，几代人的积蓄，他慷慨解囊，全部拿出来办学，这是一个奇迹。曹诚的这份善行义举，划破千年的时光隧道，到今天依然熠熠生辉。因此，我们要记住、纪念并崇敬这个没有人为他作传、个人信息不全的曹诚。

　　我常常想起范仲淹说的话，大意是：国家兴旺在人才，人才来源靠教育。一个朝代、一个时期教育的兴旺发达，一是有国家的政策引领，二是有像戚同文、范仲淹这样的好老师，三是有地方官员的重视和支持，四是有赵直、曹诚这样的捐资助学者。这四者中，前三者都是义务和责任，不能推托，只有第四者，是大义和担当，他们或拿出部分家资，或倾囊而出、捐出全部家产，他们对自己很吝啬，却给中国的教育留下了巨额的财富和遗产，他们是可亲可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