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书香
前言话辽
三年不敢犯辽西 最怕登州袁可立
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明刊《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记载”（袁可立）数得志于奴，使不敢西向关宁一步，先生力也“[1]，而清以后所有国内藏本均删除了这一影响后金百战百胜神话的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有清顺治本《睢州志》载袁可立所撰《睢阳人物志序》，而清“文字狱”后所有版本的清修《睢州志》均不见收录袁可立诗文的只言片语。清国史总纂官恽毓鼎就本朝“文字狱”对民族英雄岳飞和袁可立的封杀在《澄斋日记》里记载感叹道：“董思白《岳庙碑》、《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雍、乾间文字之祸，可见一斑。”[2]
民国29年于非闇补全本《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书页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恽毓鼎澄斋日记》书页
现今可见到清朝文字狱后董其昌文集的多个版本也均找不到《节寰袁公行状》和袁可立《弗过堂文集序》的只言片语，可见清廷对袁可立的网禁之严。
睢县历史文化浮雕：袁可立
清修《明史》一大特色就是隐瞒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实。对于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时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基本上见不到建州女真的记载，但凡女真皆在所讳，《明史》中均略去不述。
对于一些实在避不开的重要人物，清朝干脆让他们从历史记录中人间蒸发。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无传。又如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和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所关明金辽海战事尤重，《明史》均不为立传。
清康熙十八年，汤斌以纂修官入《明史》馆，又三年为总裁官。汤斌拟以河南睢州八人入《明史列传》，依次为：李孟旸（南京工部尚书，正二品）、蔡天祜（兵部侍郎，正三品）、鲁邦彦（光禄寺寺丞，正六品）、李汝华（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赠少保，正二品加从一品）、袁可立（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正二品赠从一品）、李梦辰（通政使赠兵部右侍郎，正三品）、唐铉（定州知州赠山东布政司右参议，正五品赠从四品）、吕坤（刑部侍郎赠刑部尚书，正三品赠正二品）。可见开馆定稿时期的《明史》列传里袁可立是赫然在列的[3] （见《汤子遗书·寄示诸子家书》）。《明史》修撰几易史官历经百年，又经乾隆朝“文字狱”，最终袁可立这个影响明清战争史的从一品辽战重臣被清朝修史者拿掉。
复旦大学历史系赵亚军博士在其学位论文《擘画海疆：袁可立巡抚登莱研究》中写道：
“（清 康熙）二十一年（1682），（汤斌）充任《明史》总裁官。二十二年‘日值讲’，裁定《明史》列传，[4]汤斌在主持修纂《明史》期间，曾拟将袁可立传记列入《明史》。康熙十八年（1679），初入史局的汤斌就特意修书一封与家中诸子，汤斌在家书中嘱咐其子将袁可立等人的传记连同《睢州人物志》一并寄至京师，以备采入《明史》之用。[5]” [6]
清 《明史》总裁官汤斌《汤子遗书·寄示诸子书》
天启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明朝属国朝鲜弑君篡权，史称“仁祖反正”。袁可立上疏明政府：“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7]但迫于明与后金正用兵的危急情实，袁可立从全局和明方的利益最大化出发退而求其次：“封疆要事，民力不给，即当遣使宣赦，播告彼邦，……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诏。” [8]最终促成朝鲜得以顺利册封，从而实现联属朝鲜全力以赴对付后金。
但“仁祖反正”这一“篡权”行为一直搅动着朝鲜历史的敏感神经线，朝鲜君臣认为这一切麻烦全是“当初因袁可立题本” [9]造成的，直到五十年后清廷开馆延修《明史》，朝鲜多次派出使团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甚至“结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财物贿赂”等手段斡旋清朝官员以图改写和销毁前史 [10-12]，《永宪录》 [13]、《池北偶谈》等文献都有朝鲜在所谓“辩诬”过程中累及袁可立的相关记载。凡此种种，更是加重了袁可立在清朝“文字狱”期间遭受更严厉的全面封杀。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赵亚军博士指出：“此时朝鲜对通过抨击袁可立进而达到其辩诬目的这一策略的运用已相当熟稔。朝鲜此行辩诬，雍正帝尽数答应朝鲜改动《明史》文字的请求，对朝鲜所欲更改的地方‘尽改之’，更甚者‘列传所付，皇帝亲自笔削’。（《朝鲜英祖实录》卷20，英祖四年十二月己亥）
朝鲜辩诬的结果，将袁可立在“仁祖请封”一事中的影响降至最低，这也成为袁可立事迹在《明史》中被遮盖、泯灭的一个起点。……”
“在辩诬过程中朝鲜为达到辩诬目的而向清朝多次提及袁可立，更有甚者朝鲜在辩诬时通过贿赂清朝大臣来实现对中国史册进行删改，多删袁可立事迹。……这也成为袁可立在《明史》中无传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朝鲜辩诬不仅导致袁可立在朝鲜废立一事中角色被削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影响袁可立历史书写的开端。清中期随着《明史》的修纂以及‘文字狱’的影响，加之袁可立曾参与辽东战争，主要事迹多涉辽事，特别是其曾约降刘爱塔（刘兴祚）一事，更是触犯清廷忌讳，进而影响到清朝对袁可立的历史书写，导致在清初已有定论的袁可立终在清修《明史》中无传。……可见袁可立在正史这一能够‘流芳百世’重要场域的缺位，是其最终被历史所遮蔽的一个重要因素。”
“加之‘文字狱’愈演愈烈，袁可立事迹多与清入关前史事有涉，又曾约降后金高级将领，颇为清朝当局所忌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清朝史官对袁可立的历史书写，进而导致其在《明史》中无传。”[14]
古人云：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而那场亡国灭族征服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在继续，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明清战争历史是模糊的，被精心雕饰篡改过。直到清朝光绪十七年，去世近300年的袁可立故里明崇祯帝敕修的“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地方官知州王枚借故强行拆毁。[15] 足可见中华文明因国运鼎革横遭摧残之一斑，观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暴力颠覆和毁禁之严苛狠毒，以此壮志，国人当自强。
民族英雄袁可立塑像（胡伟作品）
而这场使后金望风而退的辽南之战就是由明臣袁可立所发动，故此之后被清廷封杀近三百年。辽南之战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袁可立出镇登莱后，势如破竹攻城掠地的所谓后金铁骑戛然而止，历战多败，退出辽东南三卫要地而蜷缩一隅，而在袁可立离任以后，后金又恢复对明朝西进南下之攻掠势焰。
袁可立收复辽南之战，是明天启年间登莱巡抚袁可立组织东江和登莱两镇总兵毛文龙、沈有容及大将张盘等对后金占领的辽东地区南四卫实施的疆土收复系列战争，也是满清刻意封杀的明金对峙史上明方主动出击收复疆土面积最大的正面战争。
自明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十万明军覆没，天启元年后金军攻陷沈阳明兵死伤七万，辽阳沦陷致金、复、海、盖辽南四卫继陷，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尽为敌有。
这是大明自开国以来所遭遇的最大危机。当此危难之时，帝师袁可立被年轻的天启帝寄予厚望，派往登莱从海路收拾残局。在一败涂地的悲观气氛笼罩之下，朝廷的本意是让袁可立去做牵制以减轻山海关的压力，压根没敢奢望缺粮少饷的袁可立能以偏师收复失地，但袁可立上任后却把收复辽南疆土甚至恢复全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辽南战争成为了事实上的辽东主战场。此时的大明对后金在陆路已无局可布，惟袁可立水师异军突起杀开一条血路，连收失地，后金军蜷缩一隅，三年不敢窥视辽西。
是篇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吸收了上海复旦大学赵亚军博士、台湾历史文化学者王汎森教授、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应菲儿博士、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颜晓军博士、南京艺术学院刘春教授、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柏红、河南睢县县志办罗杰性编审等海内外研究袁可立父子的专家学者相关成果和研究路径，兹并谢。
资料集取
本篇鉴于是关于袁可立军收复辽南战事的考证性文章，且袁可立这个历史人物屡遭满清“文字狱”长期封杀，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偏重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展示和引用，有些出处不同内容类同的资料也尽行收录，以备来者选取考稽，补相关资料之阙略。加上牵涉资料文献较多，引申论证起来恐篇幅太长不胜其烦，所以此篇多处章节仅以展示文献为主，以做抛砖引玉之概。
由于满清“文字狱”对袁可立的全面封杀，辽南战事只能从孙承宗、王在晋等相关明人的著作及档案资料中爬梳提取，而诸史又各有偏颇，即袁可立所历战事，各史料在叙事过程中也被分散和移花接木。同一事件，茅元仪《督师纪略》未写及孙承宗绕过登抚直接指挥沈有容 [16]，而未经战阵的钱谦益在《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中却用春秋笔法直接写成直接指挥沈有容而把袁可立绕开，这些内容都涉及到辽东战事的细枝末节，或囿于作者角度和强调不同难免偏颇，笔者在编写时对照参考了第三方资料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就发现作者钱谦益事无巨细一概将涉及其他历史人物的史实用春秋笔法将事件发生记入孙督师名下，难免让后人对历史产生误判误读。类似记载尚有很多，凡此都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研判史料小心求证。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事件中人物角色的主次转换，当时孙枢辅主理关上辽河以西，活动范围约略相当于袁可立辽南战区面积十分之一左右，集中在辽西走廊一个狭长地带区域内，且袁可立任事期间孙督师主要在辽西修筑城池和塔堡，也从未到达过辽河以东的辽南地区，辽南战事并非孙督师所亲历，孙督师仅有的一次辽河以东试水之战还发生在袁可立离职以后，就是导致孙督师离职的柳河之役。
虽然辽南战争总略事关孙承宗、袁可立、王在晋、毕自严、毛文龙、沈有容、张盘等人，但各自所起作用和责任偏重是不同的。辽南战事以袁可立为总指挥亲临亲历直接赞理，毛文龙和沈有容是两个战区指挥官，而张盘在后期已跃然成为胆略过人的卓越战略名将，接受袁可立直接“授策”指挥为多，所以即使同一事件的描述，其在各自谱主的传记文章中往往叙事有所偏颇，今人在考证历史事件时要加以区分主次作用和角色转换。至于各角色功罪和责任比例层次划分，本篇资料篇幅牵及有限，难以尽述和准确定性。但从孙承宗和袁可立羽书旁午的内容痕迹来看，孙承宗哪怕是调动袁可立辖区内的任何一名普通将员差遣，都是和袁可立反复商讨交流意见的。如“袁进等有欲，弟（孙承宗自称）调来者可乎？兄（袁可立）为弟密言之。” [17]（孙承宗《高阳集·又答袁节寰中丞》）从此文内容不难看出，以弟自称的孙承宗欲从袁可立处借调袁进，商讨之情言语甚恭，不大可能会发生钱谦益所谓的辽南战事事无巨细由孙承宗越俎代庖越过袁可立亲自操作的更多情况。
袁可立像
尽管袁可立统筹下的明军辽南收复战的具体地域边缘和细节得失囿于历史文献的缺失给研究本身带来了一定困难，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和轮廓是清晰的，那就是在天启二年到天启四年之间，袁可立领导下的毛文龙东江战区和沈有容登莱战区，实际占有和纵横驰骋的战区范围和区域比集举国之力投入巨资布局的辽西走廊面积要大得多，约略其十倍大小。而这三年间，袁可立以惊人的战略布局和战术指挥彻底改变了明金交战以来明方被动挨打的局面，重新改写了熊廷弼、王化贞辽沈和广宁战役败退以来全辽沦陷于后金的疆域版图，将后金侵略占有的大部分辽南要地或收回或实现敌与我共有的积极战略态势，尤其是对辽南复州、永宁到金州、旅顺间的数百里粮仓沃土的收复，更是加重了后金战略物资的短缺和危机，是对后金启衅以来最沉重的军事打击。
袁可立的战略攻势使后金在天启二年到四年三年的时间里蜷缩一隅，不敢西顾跨越河西一步，成为明金战争有史以来对后金打击最大的战略反攻期。“努尔哈赤并非等闲之辈，自从起兵以来，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由辽河以东向山海关前进，接连夺得抚顺、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等辽东大部分地区。 然而，（后金）自从天启二年春攻克广宁后，在袁可立莅任后的四年时间里没能向既定目标前进一步。” [18] 这其中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清朝建国后一直讳莫如深的袁可立就任登莱巡抚后所实施的辽南之战对后金进行的空前打击和挫败。
天启四年以后，袁可立被迫离任登莱，沈有容也决然随袁可立离职，不久后最有战力的大将张盘因缺乏有效后援和调度遭受重围力战而死，又不久孙承宗的关宁军发生了首次试兵失败的柳河之役而导致孙督师直接离职，再之后就是后金军大举西进南下进攻关宁，再无后顾之忧。随后失去袁可立节制和保护的毛文龙被杀，登莱防务崩溃，后金军南下长驱直入逼近京师，战略重心从辽南转移到关宁，给大明王朝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和威胁，明金对峙形势再次转为明方被动挨打和节节败退，大明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败局，直至明亡都没有被扭转。纵览辽战全局，袁可立离职后的败局就是明金交战胜败的关键变盘节点。同年言官挟私结伙攻讦导致袁可立下台，最终葬送大明王朝。
袁可立作为杰出的辽战将领，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攻代守，敢战主战和反对议和，奇兵攻袭，韬略胜敌一筹，所以能从辽南最南端的旅顺、金州一线越过复州和永宁直至把建奴逼退出盖州，而在袁可立的大力支持下总兵毛文龙攻击的最远部位直逼后金原住老巢一带，把既往明军战略奔溃和退却的颓势状态彻底转化为战略进攻和对峙，这是袁可立主战敢战能战思想的军事成果。只可惜袁可立以后的将官防守尚且吃力，再少有主攻敢战者，在被动防御战中被后金消耗蚕食殆尽，袁可立去职后的一连串败局非常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事件背景
“明军每战必败，丧军失地，不得已退据辽河以西。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 年）三月，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大军先后攻占了沈阳，辽阳等地，明经略袁应泰在辽阳城楼自缢。后金军占据沈阳、辽阳之后，以咄咄逼人之势屯兵河东以图广宁。明辽东经略王在晋说：当时形势已是’弃全辽而无局‘。不久，后金军又分兵夺取了镇江（今丹东）、海州、盖州、复州、金州等大小七十余城，使后金军威大振。随后后金以明朝叛将杨于渭、单荩忠、刘爱塔、佟养真分别统领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并命周永祚防海上，此时辽河之东尽为后金占有。当辽阳沦陷时，大量辽东难民纷纷向辽河以西逃走，当时仅从鸭绿江逃入朝鲜境内避难者就达到几万人。当辽沈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举朝震惊。” [19]
河南睢县袁可立别业旧居袁家山
为突出贬损前朝和神话清朝的目的，在明末诸多辽战将领里，很多损兵折将丧地失土的悲剧将官都在后来的清修《明史》里留下了长篇佳传，也有不少军事将领留有著作，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孙承宗《高阳集》，熊廷弼《按辽疏稿》，陶朗先《陶中丞遗集》，毕自严《抚津督饷抚留宪留计共疏草》等，而以主战著称收复大明辽南疆土给后金带来重创的袁可立却因为被重点针对性封杀而没有传留下来文集疏稿，甚至在死后一百多年的行状传记仍在遭到满清“文字狱”刻意封杀。 [20]
若从战绩来看，明清战争史版图收复疆土面积最大的就是袁可立节镇抚辽时期的辽南战争。自后金对明发起侵略战争，仅北京明朝前后二十多年，后金长驱直入吊打明军，丧地失城成为常态，能勉强守住讯地就被称为“大捷”。而在袁可立守疆期间，开疆复土主动出击叫战，努尔哈赤偃旗息鼓蜷缩一隅，三年不敢跨越辽西一步。而后来的清修《明史》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记述被后金围困吊打明军时期的明方悲情战事，而对和袁可立对阵三年期间的战事蜷伏期则讳言忌笔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对明方一些丧地失城的罪臣凡将在《明史》中列佳传予长篇大论，寓黑明于褒人纪事，而对袁可立这段策反老奴女婿吊打后金的历史直接封杀形成一段奇怪的历史空白。究其原因，是袁可立策反后金女婿刘兴祚，收复后金赖以生存的沃土辽南四卫其三，是后金所有战事中败绩迭出的梦魇时代，打破了所谓后金百战百胜的“战神”牛皮神话。自袁可立去职，大将张盘战死，孙督师发生柳河之败，总兵毛文龙被杀，清军再无后顾之忧直逼京师。
客观还原明金战争，天启小皇帝虽算不上雄才大略，但在任期间至少能竭尽全力维持战局并逐步向好。从战争结果看，明清战争起衅于万历，终结于南明，天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任皇帝了，相当于物理学上的由自由落体运动变为向上爬升和盘旋摆动，袁可立经营辽南呈现几欲恢复全辽之势。
天启当皇帝的七年可算是多灾多难，虽说发生在天启之初，但其实都是他爷爷万历时留下的旧伤，关外战局崩溃，徐鸿儒山东造反，西南奢安之乱，没有一个不是要命的大事。万历三大征是一个个进行的，虽然看起来首尾衔接，但都留出了喘息的时间，但天启的三场战争是同时进行的，迎接他的是辽东一群被打成惊弓之鸟的残兵败将，简直是不能承受之重。在后来的几百年间，一些以自身利益为己任的激进东林文人先入为主的曲笔误导，为掩饰自己党争误国的责任，好像什么都让天启和魏忠贤背锅，然从大量残存明代文献来看，历史大非其然。
纵观明金之战，明方几乎未有一个战例是直接对垒交战而败的。萨尔浒大军为后金设计各个击破，辽阳、广宁为后金納降献城。直到后来唯一对后金先发制人敢战能胜的袁可立最后还是被自己人连疏弹劾去职搞掉，后金的天敌将领毛文龙更是直接被自己人同室操戈设计干掉，金人大喜“置酒高会”，直接挥师北京城下。
天启二年，天启小皇帝迅速启用两位帝师赴疆，孙承宗驻关，袁可立防海收复辽南失地。从这时起，急剧恶化的辽东战局很快得以修复，明金战争的强弱对比发生重大转变向明方倾斜，后金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袁可立的陆运水输战舰列阵面前化为作鸟兽散的泡影。
重回明末辽战全局可以看出，袁可立水师在辽南的异军突起，对稳定战局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当时明金最艰难的战略对峙都集中在袁可立的辽南，在袁可立卸任时，实际上整个战局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正在逐步向好。袁可立以攻代守，后金蜷缩三年，急速进入下坡路时期，而孙承宗也赢得了难得的筑城墙修堡垒时间。在袁可立离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后金就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反扑完成了攻陷旅顺斩杀张盘、迁都沈阳及挫败孙承宗的柳河之役，扫除了进攻辽西的全部障碍。以至于后来建奴大肆西进南下进攻宁远和兵掠京师，都是在袁可立离任以后明方“蜀中无大将”的情况下后金才得以实现的。
明末袁可立军收复辽南形势图
若从组织战争处理边事的能力和用人组合拳来看，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总体上还是天启皇帝做的好。至于后来一些东林党利益团体大量混入清朝后，为了美化粉饰自己的党争行为给明朝带来的劫难，百般污称天启皇帝为大字不识的“木匠”，与历史真相是有不小出入的。
辽南之战
经过满清“文字狱”对历史文献的封杀毁劫，不管怎样搜寻和爬梳，几百年后的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都是些不连贯的历史碎片，只能勉为其难地对当年那场腥风血雨的辽南厮杀大概勾勒出一个事件轮廓，以补清修《明史》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空白。
辽南收复战扭转辽战全局
袁可立莅任登莱后，就开始谋划从海路主动对后金发起收复辽南的自卫反击战。
袁可立节制两镇兵马，联络诸岛，策反降将，夜袭金州，收复旅顺，连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收复辽南海岛疆土千余里，膏腴之地失而复得。他把防御线由登莱皇城岛一线向北推进到后金所占领的南四卫北端腹地，大大向前推进了军事布置。辽南三卫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奏疏》）
明天启年间三方布置示意图
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事实上已经完全颠覆突破了明廷原来构建的“三防布置”基础和框架，重新形成了一个由旅顺、东江和关宁组成的新三方布置图，等于是在辽海一线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广鹿、皮岛、宽叆等地连成一条弧线，令明朝两千里海疆及辽南三卫腹地重新得到巩固，对后金形成了一道新的包围圈，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及其内陆腹地的军事威胁，粉碎了后金对辽西山海关一带的用兵图谋，使后金三年间不敢窥视觊觎辽西，彻底改变了辽战以来明军被动挨打的疲弱局面，同时也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登抚也在刘兴祚反正以及朝鲜政变等重大事件上与关门互通声息，逐步形成了登莱与山海关遥相呼应的局面。经过一番筹划，袁可立对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战略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向明廷提出了复辽策略:‘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21]” [22]
《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三卫既复，戎政有经，以军实报司马门。”[23]
登莱巡抚原本为牵制后金而设，在袁可立发大兵出海后，加上策反刘兴祚发起的未遂政变，在两镇兵力配合下，不但收回了南四卫之三，而且罕见地向前推进数百里，而毛部更是远袭千里，这实际上已经是将登莱战区以外的辽南三卫变成了紧邻后金腹地的一个前沿根据地，这在明金交战史上是绝无仅有明军大规模收复失地的空前胜绩。
起用袁可立是天启帝的一大亮点，辽南一盘棋，下活了整个辽东。袁可立不同于明末其他辽战将领之处就在于，当时多数将领要么丧师失城，要么弃地而归，如熊廷弼、王化贞等；或殒身阵前，如袁应泰等。能勉强守自己住讯地不被攻破即称大捷，如袁崇焕等。而袁可立却是深入奴酋腹地主动出击叫战，奴酋被袁可立逼出南三卫。
袁可立未出之时，金人陷沈阳陷辽阳又陷广宁，京师戒严，朝野震动。袁可立出镇后，修战舰练强兵联诸岛收辽南，策反降将，主动出击，退敌于千里之外。狡虏蜷伏一隅，三年不敢越辽西。上兵伐谋，良将不战。袁可立之战，贵在主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战而以战止战。舳舻列阵，奴酋胆寒。
袁可立去职，张盘死柳河败，阁老不能持辽局。金人无惧，劳师袭远，西进如入无人之境，掠觉华攻宁远，玩“议和”断邦交，弄明师于股掌之上。文龙死登莱溃朝鲜又残，自此明国再无完瓯。袁可立去留天壤有别，高下立见。人夺可立天夺大明。惜哉！
由于种种原因，孙阁老积数年之力打造的关宁大反攻未尝一用就胎死腹中，以至于后来的关宁军在孙阁老离职后的数年间坐困耗资拖垮大明财政，又总是在自己的防区内被动挨打且越打越残，袁可立的登莱战区竟成了明清战争史上屈指可数推进到敌占区内主动出击叫战收复失地的正面战场，只是由于满清建国后对袁可立的长期封杀使那段历史过于模糊，形成了史家研究的弱项和空白之地。传统的明清战争史把袁可立离任后明军被动挨打且越打越残的悲情战事当成了明清战争的主流和全部，实在是对明军的莫大讽刺。提及明金战争，要么就是萨尔浒和辽沈之战，要么就是宁远大捷和松锦之战，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天启年间还有明军势如破竹收疆复土的辽南之战系列战争。
袁可立是明金交战史上罕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并收复失地的杰出将领，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自后金与明交战以来，攻城掠地，战无不克，明将谈金色变。袁可立出镇登莱节制辽海收复失地，而刘爱塔被策反更让金人蒙羞，给后金带来了交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梦魇。可以说，袁可立是后金努尔哈赤碰到的真正对手和死敌。
袁可立“精骑射剑术，以故治兵兵练，治赋赋理，较士士服。” [24]
民族英雄黄道周说：“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25]
终袁可立之任，后金与明军水师屡战多败，疲于奔命，不复有勇与之再战矣。袁可立治军严明，“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 [26]
弹压登莱非公不可
辽阳失陷，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沦入敌手，后金占领全部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山东登莱遂成与后金占领的辽南四卫一水相隔的前沿，成为辽海前线新的后勤转输和反攻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因涉赃被免，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举世惊慌，不独文官缩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视总兵为死官。谓但得守关门半年，便成良将，便有不次之擢。” [27]（《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整个朝廷笼罩在一片悲观氛围中，新任经略王再晋说：“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 [28]这时候形势的严重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危险边缘。
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袁可立和孙承宗两位帝师忍痛推出赴边。若按身份说，孙承宗是德高望重的职业帝师，袁可立是左通政代通政使的侍班经筵帝师，做个通俗的类比来讲就是相当于孙承宗是班主任帝师，袁可立是一般任课顾问帝师，陪讲陪读并不时之问，实际上袁可立侍筵时期的天启初年已经开启了即筵听政问政的民主曙光，把讲筵与朝政大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当年三月，袁可立作为包括皇帝朱由校和宰辅叶向高在内的二十人大明最核心朝廷班子成员之一作为殿试的领导阶层考官参与了天启二年的天子门生大比考试，这种待遇和身份在明清时代的官员任职履历史上十分显赫和荣耀，不但为日后门生故吏布下种子，也通过密切接触使年轻的天启帝发现了袁可立厚积薄发的德才，君臣之谊日隆。将两位贴身帝师几乎同时外放赴边，可见天启帝为明金战争是下了血本的。
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29] [30]（《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诰》、《明熹宗实录》）“上并才冏卿，使持节视师海上”。 [31] （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 “公受上眷知亦深矣“[32]（《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袁可立带着从家乡睢州募集到的兵勇携夫人拜命就道。他到登莱后，拓地筑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屯兵各岛，步步向北推进防御线，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33]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34]有明一代，登莱巡抚袁可立最有作为，是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特祀的一任巡抚，也是同时被祭祀在江南苏州府名宦祠中的著名清官廉吏。[35]天启三年四月，上“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36]十二月二十五日，赐三世诰命，诰封三代。
袁可立是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入祀登州府名宦祠的一位
清顺治十七年《登州府志·袁可立小传》：“袁可立，睢州人，登莱防抚，时莲妖在西，海寇在北，高丽擅废，征调烦兴，所在惊皇。公筹画镇定之，登人安堵，升兵部侍郎转尚书。”[37]
枢辅孙承宗评价：“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38]
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 [39]
《袁可立天启诰命卷》：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天启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40]
袁可立经营登莱三载，“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
创立东江镇 组建水师陆战队
毛文龙是袁可立辽南明军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毛文龙（1576—1629），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襄汾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毛文龙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成为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升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二十日，王化贞派遣毛文龙率一百九十七名士兵渡海进占猪岛、海洋岛等地，辽民纷纷归附。七月十四日收复镇江，擒杀后金游击佟养真等。随后毛文龙在后金强大攻势下再次败走朝鲜。“女真乘其无备，以纩骑四万袭之，镇江复陷，文龙走朝鲜。“[41]
天启元年七月（1621）镇江之役后，毛文龙逃到朝鲜义州。当年十一月十八日，阿敏统兵五千暗渡镇江，乘夜进入朝鲜，斩毛文龙刘姓游击及兵一千五百余人，毛文龙仅以身免（《满洲实录》卷七）。十二月十五日，阿敏、李永芳率兵数千骑，暗渡义州，袭击毛文龙于宣川、林畔地方。“十五日奴贼数千骑由义州暗渡，猝袭毛总兵。义州人未及报知，贼兵如飙至风过，奄至林畔，文龙脱冠服混兵士仅免”，“贼乱砍文龙手下之人，皆延颈待戮，转掠龙川。”（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1）。宣川、林畔之役以后，朝鲜怕后金入侵朝鲜，使劝毛文龙退入海岛。
钱谦益《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毛文龙初得旅顺，直金州之尾，为四卫南口，而奴已震动矣。文龙不能守旅顺，遂栖弥串岛，声言自宽度牛毛岭，捣奴老寨。中朝深倚之，而不知越险千里，非地利也。”[42]
毛文龙的重大转机是遇到新任登莱巡抚袁可立，在袁可立的力挺下，天启二年“六月（初三）丁卯，铸援辽总兵关防给毛文龙。……六月初四日戊辰，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43]，挂征虏前将军印。八月，毛文龙陈海上进兵与请饷疏说：‘欲图恢复，必自各岛布置始。’”请饷三十万，登、津挑选辽丁二万，再募浙江精于火器者一万东援，分驻于各岛，以便首尾夹攻。”（《明熹宗实录》卷20）
袁可立对毛文龙“奇其胆智”，欣赏有加，上任不到十个月，毛文龙就在袁可立的提携下连续加秩进阶直赐尚方剑。“天启三年二月丁丑（十七日），赐毛文龙尚方剑，加指挥佥事职衔。”[44]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正式开镇东江，所部驻扎的东江诸岛归登莱巡抚辖制，登抚麾下又得一支劲旅。“[45]
袁可立到任登莱时所面临的形势非常艰危，后金不仅已经稳稳占据整个辽东，连辽东半岛沿海岛屿也已占据，只剩毛文龙在东江的皮岛一隅像游丝一样赖朝鲜苦苦支撑着。明廷本欲袁可立出镇的目的是配合关宁一线做好敌后袭扰和牵制，可上任后的袁可立却有着更大的雄心，变被动为主动，锐意把前几任辽东将领所造成的败局尽一己之力竭力挽回，在财力和兵员都非常有限的条件下藉此恢复明朝已经被后金夺取的沿海岛屿和辽南四卫，并将登莱地区打造成辽东前线的练兵和反攻基地，为日后与关宁配合共同收复全辽做准备。
袁可立接手登莱时，可以支持跨海作战的大船少的可怜，多是些运输粮食的中小船只。当年痛击日本的大型福船、广船，经过岁月的侵蚀已经全部被败光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再加上一大帮不懂军事“重山海轻沿海”斤斤计较饶舌党争的短视文臣和捉襟见肘的饥荒财政，注定了袁可立日后的惨淡经营和不平凡经历，成事遭妒嫉，败绩遭踩踏。袁可立明白，企图通过花费巨资守卫山海来护佑京师不过是一种短视和权宜之计，唯有彻底铲除后金这块毒瘤才能一劳永逸永绝后患，这也是袁可立不愿意与后金议和自欺欺人的根本原因。
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熊、王广宁溃败后，大约有4000辽东水师退到了属国朝鲜境内，参将毛文龙就成了这些辽兵中官职最高的将领。袁可立又从内地调兵遣将转运物资，“更呼吸岛帅（毛文龙），驶千帆继其糒” [46]，重新整合组建大明水师。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天启二年七月（初七），请以闽兵、淮兵渡海接济毛文龙。……其船只器械乞行津、登抚臣（毕自严、袁可立）速为料理”。 [47]（袁可立） “造艅艎为海防” [48]，短期内修造大量战舰和先进火炮。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四》：“天启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庚申…… 署兵部事侍郎张经世奏，原议以御史游士任所募淮兵及招练兵俱调发渡海接应毛文龙，奉旨屡矣，游士任仅先发官兵一千五百馀员名渡海策应，馀七千馀员名具调赴邹、滕合剿妖贼。……得旨，游士任募到淮兵，著遵旨督发渡海，不得以赴兖剿贼致悞，接应尔部。仍行山东登莱巡抚官（袁可立）调度督催。”[49]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七》：“(天启二年十月) 辽东南路行监军道梁之垣题：今毛文龙新旧辽兵虽号四千，多赤身徒手之残疲，王绍勋等船兵未及三千，皆柔脆无用之水卒，自立且难何以庇民？”[50]可见毛文龙在袁可立扶植之前兵力是非常疲弱的。
关于登莱的兵员人数，钱谦益在《初学集卷五十三·山东青登莱海防督饷布政使司右参政赠太仆寺卿谭公墓志铭》中记载道：“公曰：’登城斗大，聚卒四万，月费一万五千余金，军无见粮，嚣呼间作。‘”这个记载应该是袁可立到任登莱前夕的数字，确否待考。不过作者钱谦益为了粉饰题主，竟然无视后来登莱军“大兵出海，奴酋胆寒”恢复辽南三卫的基本事实，信口写出“迄于今二十年，登、莱之舟师，未闻以一苇涉海。公之言至是而大验”的谎话，可看出钱谦益作为东林文人文辞诗赋确实妙笔生花，但写史记事却与事实相差甚远，简直如痴人说梦。要知道登莱水师在辽南的很多恶仗都是发生在隆冬季节，军人以敌情和命令为天职，不大可能考虑钱谦益的“水太凉”感觉。
登抚设立后，兵部将“山东添兵五万尽付登莱” [51]。登城一度”兵至三万余人……马至两千余匹……船至一千三百五十余只“[52]。
袁可立到任后，在原有水军的基础上，继续收编不肯降金的逃难辽民，酌量功次。约从内地调集了15000名兵员，加上陆运水输的战略物资，于天启二年冬正式组建东江镇。招募训练水师，淘汰老弱，造战船，备火器，使登莱水师迅速具备强大战力。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二》：“部议以闽兵三千过海，宜催之速来。淮兵八千已至登莱，并贾祥所领浙兵三千一百同闽兵俱当速发，为文龙用。“[53]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天启二年（1622）十二月，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以地震再儆，疏陈修备实事：一设将领，谓登莱之皇城岛两游击及成山 、威海[54]等处俱系紧关冲要（成山头地处半岛最东端，三面临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邓世昌曾殉国于此，威海之名从此兴），宜添设钦依以重事权；一定边饷，谓登莱水陆分防以二万兵为额，每兵月饷一两五钱，岁计费饷银三十六万，马料操赏修船诸费不下数万，新饷四十万留用尚存见少。又请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严诘辽人之渡海。疏下该部。”[55]据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毛文龙塘报”……本年三月,准莱登巡抚袁可立手本…,…一在登饷分给二十万”。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辛巳,援辽总兵毛文龙以登抚（袁可立）所遣管运参将黄胤恩、推官孟养志等发到粮饷并布疋、军器、火药等物，复蒙颁给敕印、旗牌，授以援辽总兵便宜行事，具谢恩。”[56]
东江镇所辖云从、须弥、獐 子、石城、长山、广鹿诸岛，均位于辽东半岛的东南海域中。袁可立莅任后，东江镇防区面积迅速扩大，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的心腹大患。
“东江军镇凭借山险谷深，前埋后伏，成为屹立在后金后方的坚固堡垒。毛文龙领导的东江军民时时对后金进行骚扰，牵制后金军力，使得后金无法长期有效地对辽西和大明本土进行进攻，即使有所进攻也被迫在短时间内撤走。”[57]
“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十三日，朝鲜绫阳君李倧以光海君对明朝"忘恩背德"为由发动政变，废黜光海君，史称‘仁祖反正’或‘癸亥靖社’。政变后，李倧一面向明朝通报情况，一面遣使明朝为自己请封，明廷遂令袁可立负责行查朝鲜。袁可立认为可借请封之机争取朝鲜的军事援助，共同对抗后金，此亦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袁可立在行查朝鲜之后，便建议明廷应趁机令朝鲜出兵，’诚能自托于毛帅并力罢奴，录其功，贷其前辜’，得到明朝首肯。‘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而朝鲜也积极向袁可立示好，称愿听从登抚号令出兵助效。很快朝鲜取得了明廷的允封，之后袁可立与孙承宗商议将册封朝鲜之功送与毛文龙，‘此当令毛将军做人情，便可停妥’。经过册封朝鲜一事，东江得到了朝鲜的援助，在其粮饷不济时，朝鲜不时予以接济，在‘三方布置’战略中开始发挥实际效用。“[58]
贺六浑《如何正确地认识毛文龙的是非功过？》：“毛文龙的东江镇其军队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三。其一，是天启元年追随毛文龙规取镇江的广宁从征家丁，共有二百人，是为东江镇的骨干；其二，是明廷调援的江、津、浙、直、南北游营、征东等营的南兵，名义上是八千南兵（《輶轩纪事》），事实上有过半的士兵是由辽兵选补，天启六年巡阅皮岛的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称‘南兵出海时，名虽数千，至岛己不及半，帅臣虑其虚弱，仍以辽人补之，何取南兵名色，宜去姑存之虚名’，这是东江镇的水兵部队；其三，为辽兵，或者说北兵，是毛文龙从归附的辽民中挑选精壮者作兵，这是东江镇的主力部队，由于销甲器械的不足，这部分士兵数量虽是最多，但战斗力参差不齐。此外还有投岛归降的女真士兵，但人数较少。”
天启二年三月，梁之垣到朝鲜，所见毛文龙新旧辽兵号称四千，且多赤手空拳之辈。登抚派王绍勋兵不到三千，至天启三年七月，明工科给事中报称毛文龙海上兵二万（《明熹宗实录》卷22、31）。“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不断从辽民中选拔精壮青年入伍，使得军队不断的壮大。 天启三年，官兵人数达到 58700 余名，每名每月给米 5 斗，每年给布 6 匹；天启四年， 官兵人数为 77900 余名，南兵人数为8000 名，其中南兵每月每人一两五钱。因为归附辽民越来越多， 官兵增至 154000 余名。天启六年，‘参臣谤臣者纷纷不一，半年以来，粮饷观望，商货断绝。’使得兵员减至 132800 名；天启七年，‘奸丽勾奴猝犯。三月尽，边粮米方至， 而饿死战死者枕藉道路矣。’官兵减至11 万余名；崇祯元年四月，饷臣黄中色来皮岛核查兵数，只以皮岛各营 36000 余名精壮者上报。对此毛文龙上疏抗辩：‘此止就本岛各营所隶步伍之数也，其云从、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 旅顺诸岛，并出哨屯种官兵，理宜逐项详查，统核全数报部。今饷臣虑饥兵索饷聚哗，遂飘然谢去，不肯竟查阅之局，厥职之谓何矣？盖各岛兵丁精壮者合计实有十五万余。’”[59]
这里要提一点，东江可战之兵大概在两到三万，崇祯初，东江镇的兵额只有四万二千余名，先汰为三万六千，再汰为二万八千（后袁崇焕又汰为一万八千）。在这二万八千的精壮兵丁中，有一半是无家室的单丁，有一半是有家室的，以五口之家的比例计，老幼妇孺应有五万六千人，合计兵丁及家口就有八万四千人。再加上散居各岛，从事商业、农耕的辽民有九万人左右，合计东江镇军民就有十七万四千人左右，其中兵二万八千，民十四万六千。
接下来我们看看实收粮饷：天启五年收米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余，银二十七万九千三百八十两余……。平均每年毛文龙可以得到明廷接济米十九万六千三百零八石余，银二十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七两余。如果这个数字与四万二千兵的实际军需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每年尚亏米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二石，银则多出二十万九千三百九十七两。
毛文龙为养活辽民，采取了以兵饱召买商货的做法，用商货向朝鲜贸取粮米，优先补军，次则济民。“岛中田少，不能取给于耕，民必依兵以立，无兵则饱不至，而商米不来”。
“东江镇的设置对于明朝辽东战场形势的扭转作用实在巨大。后金起兵之初，势如破竹，连续攻下抚顺、铁岭、沈阳、辽阳等大小七十余城池，突破了明朝在辽东设置的后防线。东江镇设立后，……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毛文龙旧部几大将领的纷纷投金，为后金带来了大量火炮和百余艘战船。后金利用这些军资成功攻占旅顺，切断了登莱与东江的联系。在后金围攻东江时明朝不能给予及时的救援，最终后金成功攻取东江镇，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东江镇的灭亡意味着明朝辽东的全部丧失，后金可以全力倾注于宁锦战场，并乘机挥军长驱入关，围逼京城。东江镇的沦陷使得明朝辽东沿海防线彻底崩溃，自此以后后金可以肆无忌惮的与明朝展开战略决战，并最终使王朝更替成为现实。”[60]直到崇祯二年发生“己巳之变”，"这次的京城之战，后金军虽然战略性战败而回，但对明朝来说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这让明朝君臣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也意识到了毛文龙和东江镇的牵制作用是有多大，可惜为时已晚。”[61]致仕在家的袁可立仍然是身在田间心在朝，闻变后“条上方略，密致当事，括家资再助军兴一千两”。可见东江镇的作用不但对于登莱和辽南，就是对辽战全局也是举足轻重牵一发而动全局的。
节制两镇兵马 登兵与岛帅联兵相应
登莱和东江是袁可立属下的两个总兵镇，且登莱镇早于东江镇，是明朝的正规军水师班底，在袁可立的辽南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只是由于后来的史料多纠缠于双岛斩帅事件的是是非非，加上清朝对刘兴祚被策反事件的忌讳，有意无意地对登莱镇的情况进行忽略。复旦大学历史系赵亚军博士在其论文《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中指出：“登抚袁可立进一步以旅顺为界点划分了登莱与东江的防区，其以登莱镇为收复辽南半岛的主力，东江则主要负责策应与牵制，亦即海上之师以登莱为正兵，东江为奇兵。在袁可立的筹划中，登莱、东江两镇在战时应勠力同心，相互支援、合力对敌。”[62]且“袁可立的登莱主战、东江牵制之策略” [63]已经获得明廷认可和支持。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有容多收降寇，幕下蓄敢死亡命之士，臣又赍三千金召之，所挈五百人皆陷险如夷善泅惯斗者，于是擒伪官、收伪示、夺伪牌、破贼船、掳贼马、获贼械，救回浮海人民无算，贼不敢左足而窥登莱，不敢踞海州以兴造作，且不敢长驱以渡三岔、逼广宁而觑山海，惧登兵之袭其后也，登兵正劲。”[64]
袁可立到任之初，登莱地区客兵云集，旧兵、客兵、辽兵以及避难登莱的辽民相杂处，兵民杂处不仅滋扰地方，而且官兵之战力也堪忧。袁可立为扩大战力和整肃军纪，以辽人守辽土，“立日射之法，汰一客兵补一土著，不半岁土著充任者众，而思归远戍十不存一，纪律肃然” [65]。袁可立以土兵充营伍，在降低兵士逃亡率稳定登莱军心的同时，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壬戌九月至十二月止》298页》：“留沈有容，着拣选水兵。更移令天津抚臣李邦华，登莱抚臣袁可立各多备水陆诸兵”。 [66]
袁可立赞理征东军务，“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 [67]明兵部最后的底线就是“驾驭毛镇者登抚也......抚不能制镇则易抚，镇不能制夷则易镇。"[68]袁可立运筹帷幄，总兵毛文龙、沈有容和大将张盘飞船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前呼后应，战线绵延千余里。
《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二》：“ 天启三年十二月（初七）上○壬辰，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言：……登镇总兵官沈有容见驻双岛，该岛距金州七十里，距旅顺二十里，而更分兵驻南北两汛及汶闷中岛。……有容驻此尽可图进取大势，第登镇繇南卫为中路，当以广鹿、长山为驻师之地。有容初驻广鹿，其岛原金州管辖，后总兵毛文龙遣张继善招练岛兵于黄鹿，有容随移驻双岛。然据文龙之报，张盘入金州责登兵为守，而毛文俊议守金州亦拉有容为援，则金州似当责成登镇，而广鹿便当为登镇驻兵之地，或文龙繇东及西照顾不难，则并以金州责成文龙。而登镇不妨驻双岛，两镇汛地分明，则贼所入犯可以责其守，我所入剿可以责其进。每见文龙报与贼接战多在东江一路，而张盘入金于既弃之后竟不能守，则地当有专责，力不宜过分。……，而相呼相应又不妨联二为一，此当急责登抚（袁可立）行两镇酌量定之。”[69]
袁可立一改前任巡抚陶朗先对毛文龙的掣肘和刁难，大力支持和扶植毛文龙的东江镇。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壬戌（天启二年）七月至八月止》272页：“今登莱新抚（袁可立）莅任，正改观易听之时。…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并王绍勋、管大藩俱听登莱抚臣（袁可立）催督，结纵连衡，相为犄角。其刘国缙所练之辽兵，可发檄令渡海以合辽民。俾奴酋见之有登、鲜合击之状，遐迩并进之形，则诸岛未降之民，可成联属，奴虽强有不自顾其巢穴者乎。”[70]
《国榷·卷八十六》/《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袁可立上疏朝廷:“旅顺以西，则去平岛最远，恐东镇鞭长难及也。今拟严正中等兵住旅顺、双岛之间，与张盘互制。袁进等兵住西讯中岛之间，与觉华犄角。”[71]《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三:“天启五年九月辛亥，驻劄之所为界，东属东镇令专管镇江一路以窥辽阳，西属西镇令专管旅顺一路以窥海盖，一切调度方略推用选补悉秉成于节制之臣（袁可立），仍再设监督道臣一员，不时查点钱粮稽核功罪。”[7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登兵北来，毛帅之兵又交相接应……登兵与岛帅布置相应” [7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巡抚袁可立使总兵沈有容以舟师赴岛上，与毛文龙连兵应之”。[74]《孙承宗集·下》：“袁可立真诚有识，而汰浮节冗，条次海上之需，种种有度，其驭两帅，备极苦心。”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移檄登帅沈有容，使据广鹿，旁近洲岛，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觉华兵图四卫之北。”[75]“鹿岛兵二万袭金、复，捣奴胸胁，东江兵二万袭镇江、九连城，捣奴脾脐。部署已大定。 ” [76]不过袁可立在任期间，归属关宁的觉华兵始终未见一用，直到袁可立离任后被挫败于三年始一试的柳河之役，再毁于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
袁可立对辽南要地分兵布守，令大将张盘以旅顺、金州为中心纵横捭阖，总兵沈有容主守旅顺一路，且声援接应各岛，与毛文龙两方对进，声息相通，在辽海与南卫要塞之间联兵奇袭痛击后金军。“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77]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当南卫丧失之后， 布兵沿海□□□□（按《节寰袁公墓志铭》：长山、旅顺）之间，布帆草筏出没不常。公（袁可立）筹度旅顺，虽为 □据，而皇城实海洋之要冲，登莱之门户也。乃设 （参）将一员，守备一员，领兵三千，严加训练。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78] [79] [80]
朝鲜人所见登州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81]是登州水城的兵戎全盛期。
《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八：“天启三年九月（二十）丁未，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张凤翼言，臣八月出关，繇前屯以抵宁远，又循岭而北，遵海而南，凡依山阻水之形，一一得其要领，谨据实为皇上陈之。………其一以毛文龙为前矛，以沈有容为中权，以查国宁（宣府总兵、查国宁督发水兵于觉华）为后劲。一则扬帆皮岛，一则摇橹连云，一则鸣榔于三岔口上下，使舳舻相望，风汛时通。又善结虎酋，假金白复仇之举，声言水攻老寨，陆取新城，奴必狼顾狐疑，不敢出辽阳一步。”[82]然而从袁可立离任后大将张盘战死和孙承宗的柳河之败的结果来看，没有袁可立统筹的辽南布局和水师操控，所谓“觉华兵图四卫之北”的设想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孙承宗的柳河之败发生后，觉华一岛水师未尝一用即覆没于袁崇焕的宁远之役而成炮灰，累累牍章多是文人纸上谈兵，唯袁可立的“登、莱兵图四卫之南”才是明金交战史上经过验证的辽南大捷。
今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明梁云构崇祯四年本《豹陵集·袁环中詹录锦旋序》记载道：”洎大司马（袁可立）建牙渤海，东定汛波，西廓妖党。岛帅借挽输力，数挫奴（清刊本作”逆“）锋，累俘相继而至。“（国内所有版本经清“文字狱”删节后无此内容）[83]。袁可立对毛文龙的节制和约束也是虚实相济的，“公故奇其胆智。”[84]孙承宗也曾说过：“文龙报功，则疑其不实而亦喜；索饷，则信其非虚而亦难。此等举动，皆足以解天下之体，而无以鼓动豪杰之心。”最终衡量一个高级指挥官智慧的试金石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细枝末节的计较和吹毛求疵，一线战局千变万化，更何况是四百年前没有现代通讯的冷兵器时代。从前后任登莱巡抚的节镇作为对比看，袁可立是明金战争史上的一个善于用人的奇才，可惜此人为官正直，表现欲和权力欲均不强，任职太短，时也命也。开疆复土，传捷报功的时间仅三四年而已。
毛文龙虽然在名义上归属登抚节制，但登莱巡抚对东江镇的节制效果在不同阶段却大不相同，毛部作战有很大的自主性。惟第二任巡抚袁可立，亲手创建并做大了东江镇，登莱和东江两镇才在袁可立的运筹帷幄下相互策应配合而形成强大的战力并延续数年，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及其后续之绩也是在袁可立强化东江镇这一基础上取得的。这一时期毛文龙属下的高级将领频繁来往穿梭于登莱和东江间协调策应接受双重领导，反映出毛镇和登抚袁可立的配合和节制是有效而默契的。李民宬《敬亭集》：“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盖军门（袁可立）分付也。李（李惟栋）乃假衔都司，跟梁监军曾到我国者，今属军门（袁可立）标下云。”[85]其中这个李惟栋，此前就是毛文龙手下将领，今又根据需要直接划入军门标下。
大兵出海 奴酋胆寒
早在袁可立出任登抚之前，就曾建言明廷“出奇兵，以图制胜……宜急敕登莱抚臣督兵过海，会毛文龙、梁之垣等乘虚捣 □。“[86]显示了他早前就已经成竹在胸的用兵方略和海战思维。
天启三年三月，“登莱总兵沈有容新议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如遇运艘经过，便当拨兵防护，期保无虞” 。（《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二 》）[87]
《东林列传卷末·附熹宗原本本纪上》：“（天启三年）三月（初九）丁巳，登莱水兵出海，琉球入贡“[88]从此琉球、朝鲜海运再次打通，明军在东海开启了中国军队国际护航的先河。
“先是沈有容兵至广鹿岛，分舟师，布间谍，喧传大兵且至。奴遂弃金而保复，于双墩子掘沟为边。”[89]
后金总兵刘兴祚通书袁可立半个月后，“天啟三年三月丁巳（初九），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报登兵出海之期，言：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乃拔其尤者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而副将李性忠所带家丁旧系辽左健士，臣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报闻。”[90]（《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二）
袁可立亲为将士饯行以壮行色，令沈有容率兵出海。这次登莱水师高调出海，全是袁可立操练整备数月的精锐，与东江镇合兵后规模盛况空前。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如此高调，其一是为与毛文龙合兵往纵深突袭金、复等地，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暗中配合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反正内应，攻取复州和广宁等辽南腹地，进图动摇辽阳。
袁可立上任后注重水师建设，在海上设将驻兵，对于渐次收复的一些沿海岛屿，亦驻兵防守，“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 [91]”辽东失陷后，曾有大批士兵以及辽东百姓渡海南下聚集在山东，不可避免地与山东本地军民产生矛盾，天启三年初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几乎酿成兵变。因而，袁可立将水师分屯海上，除加强诸岛海防力量之外，亦有缓解登莱地区主、客矛盾之考虑。“[92]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三十三：天启三年四月丁卯，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言：“职前后挑兵驾船欲袭金、复等处，俱为飓风阻回。奴酋惧职乘虚捣袭，分遣李永芳等各路设防，仍遣奸细王世杰至皮岛诈降，谋为内应，约以五月举事，为加衔参将唐尧卿发觉，以将世杰枭示正法。见今各兵已两月乏粮，嗷嗷待哺，乞赐兵饷接济。
登莱巡抚袁可立具疏为请，且言各岛守冻淮兵已报，开洋、三山岛未发之众亦已陆续登舟，总兵沈有容统率精锐于三月十二日出海，舳舻相接，奴酋胆寒。但恐粮糈匮乏，兵难用命。乞敕该部及山东布政司将应用钱粮速行给发。上命兵部知之，仍谕海上传报情节虚实不得发抄。”[93]从中可以看出，登莱俨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战区，连山东省都成了供给登莱战区的后勤基地。
参照孙承宗的觉华水师编制模式，“四船为一舫，二舫为一舶，四舶为一艟，四艟为一营。各有长有将，而游艟备冲突，隶于中权。以水营兼车营之制，水陆可以互用。又广募于江南，驾以习流之卒，而楼船下濑之师具矣。”[94]登莱水师编制未见具体文献记载，或互有出入。
在袁可立任内，登莱、东江统一部署协同作战，从皇城岛和东江两线向北进击开战，使后金在辽南的战争完全陷入了东西两线应战的被动局面，再加上伪军将领刘兴祚被策反，整个汉奸情报系统几尽瘫痪崩溃，连头号汉奸李永芳都受到后金的监视和盘查，敌人完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策反刘爱塔 复地四百里
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开始，袁可立令登莱水师高调出海，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的全面布局，对后金呈步步进逼之势，大兵压境震慑南四卫，同时紧锣密鼓暗中策应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的反正归明。
明 茅元仪《督师纪略》：“唯四卫膏腴，而又近海，辽之所以富贵以此。奴自破辽阳，四卫即没于虏。及破广宁，全辽尽失。”[95]“四卫在三岔河东，实全辽之腹腴，而又近海。辽阳陷，四卫没于虏，广宁陷而全辽失。然自四卫进兵，直逼辽、沈，捣其腹心，视繇河西入纡远旷日，难易相万也。”[96]
”袁可立联络东江，相机进取，为收复四卫做准备，’规取四卫，与毛文龙相应，共济大谋’ [97]。此次出兵，登抚筹划约降后金将领刘兴祚，后刘兴祚因事泄而被后金逮捕，受此影响，后金将金州、盖州等地居民尽行迁徙。”[98]袁可立用谋将兵，使明军以逸待劳，不战或少战而收恢复之功，此兵法之上上策。
袁可立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袁应泰）以纳降陷城，广宁（王化贞）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99]可看出这其中刘爱塔最基本的诉求就是求袁可立“免死加衔牌票”。刘爱塔选择这个时候向袁可立反正投诚，显然是袁可立就任登莱后的积极备战作为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威慑作用。
鉴于辽阳、广宁刚刚因诱降致败，后金一贯施行诈降之计让明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登州总兵沈有容认为纳降刘爱塔风险太大，不能接受。但袁可立却认为这是战略良机，危险和机遇并存，一计能抵数万甲兵，随甘愿自领风险，“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与此同时袁可立也做好了对方真伪诈降及策反成败两套计划方案，“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祸” [100]，对密信的回复都留了后手和反间怨语，一旦密信被敌方故意泄露利用，刘爱塔的投诚泄密内容就成为了袁可立反间对方的利器，毕竟兵不厌诈，这在对方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成与败两种结果都在袁可立“公之本谋”策划之内，毕竟作为一军统帅，需要把国家利益置于最高位置，而不是率然意气用事。刘爱塔感于袁可立不顾众人反对而冒险接纳自己的宽仁厚德，激发了他“士为知己者死”的壮志豪情，与固有的爱国热情迸发出强烈的火花，决定于当年七月率军起义归明。
《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四处防剿间，忽广鹿岛游击张继善禀称：小的与淮营加衔游击毛文俊，五月内遵谕驾船赴麻羊岛，候接刘爱塔，因约内应，计取南卫。”[101]可看出袁可立策应刘兴祚反正的良苦用心和精心布局之痕迹种种。
明朝廷对袁可立的策反计划给予支持，但务求谨慎。兵部尚书董汉儒上言：“奴谋叵测，总该在该镇密侦探防奸宄，若能得彼中真消息，暗结辽人之义勇者为我内应，一举歼奴足称奇绩。若犹未也，或且广屯种以足食，厚抚恤以附众，相机观变，务出万全。”[102]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三 ）
不久刘爱塔为后金死党中军王丙告密出卖，“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103]
袁可立莅任登莱的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后金掠去多年的刘爱塔，这一未遂兵变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后金军中的汉人或被杀或被疑，整个后金伪军阵营阵脚自乱遭受重创，连头号汉奸李永芳也一度受到后金的监视和审查，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后金的伪军体系和情报系统被摧毁殆尽。奴”心腹溃而羽翼剪，诸伪将当人人自危矣。“[104]“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105]
天启三年五月，驻守抚顺的头号汉奸李永芳就复州辽民起义事件跟努尔哈赤说了自己的看法，引得努尔哈赤大发雷霆，盛怒之下的老酋痛斥道：“李永芳，当初在抚顺之时，想你还是一个通达明白之人，所以收留你，还配给你妻子、金银，生下了儿女骨肉。我征战辽东，所战皆捷，明显是得到了上天眷佑。对此，你李永芳不相信。就因为你们这些汉人不信，还自以为明帝长久，我不过是一时得势，导致辽东汉人屡欲谋反，他们密谋之书不断传来。我欲从严查抄，你却一心向明，以欺瞒相谏。是不是看着他们一个个都叛逃了，你心始快？是不是看着我将他们查获一个个诛杀，你心始不适？”（《满文老档》文译）
如此骂过还不解气，干脆革去李永芳的总兵官职，又将他的儿子拘捕。虽然后来复其官位，但有意无意间已经疏远离散了军心。如此种种，汉官人人疑惧自危，或持二心，或遭杀戮。这都是袁可立反间策反刘兴祚的深远意义所在。
后来在袁可立离职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爱塔终于设计离开了后金，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金人勘验竟信以为真。只可惜这时已经失去兵权的刘爱塔归顺后并没有受到经手者袁崇焕和毛文龙等人的重用，引发了后刘爱塔时代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
袁可立离任使刘爱塔诱降计划不能圆满实施，但袁可立收复辽南的初步预设目标已经达到。
刘爱塔一心报效国家最终战死疆场，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对辽东战事起到积极深远的影响”[106]，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刘爱塔以“狸猫换太子”的“诈死”手法瞒过后金，而老酋曾给予其优厚的待遇和最高的信任，努尔哈赤以姻婿待之，规格之高无常人可比。袁可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在以后的数百年里使金人恼羞成怒倍感屈辱，成为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刘兴祚、毛文龙等一概削去而不立传。[107] [108][109] 陆时化的一部书画著作《吴越所见书画录》竟因为收载“《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先生急取板稿尽毁之。”[110]光绪十七年，明崇祯帝勑修“袁尚书大石坊”被睢州知州王枚借故强行拆毁。[111]
刘爱塔事情败露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虽然可信度不高，还是在此一并提及一下。毛承斗《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四处防剿间，忽广鹿岛游击张继善禀称：小的与淮（或为“潍”）营加衔游击毛文俊，五月内遵谕驾船赴麻羊岛，候接刘爱塔，因约内应，计取南卫。却被山东加衔都司马聪、守备金应魁等，与金州民谋挖民间窖内银钱，因便欲拿贼成功，遂即上岸。别兵不知其情失备，被贼杀死一名，活捉四名，绑解辽阳。奴酋亲审四兵，招出刘爱塔归顺天朝，相约内应，恢复辽阳等情，将四人碎剐。 因于六月十三日，差有马达贼九千，将金、复、海三州、永宁监各村屯尽洗无遗。二十四日，洗黄皮寨，被汉人打死达子四十余名。二十五日，奴贼将盖州围住，城内人将城闭住，未知的确。沿途边境，达贼防御救兵甚多等情。“[112]
刘兴祚反正事件按此塘报说法似与王丙告密说版本有出入，作为刘兴祚中军王丙这么有力的证人告密尚且不能令刘兴祚承认，这四个明方兵卒未必就能真取信于奴酋。即使为酷刑所逼，兵卒也未必真有权限获得如此绝密情报，且其言未必为后金所凭信，在现存众多史料中此说是孤证难立的。亦或毛所谓挖民窖银钱说和王丙告密说姑并存，亦或以自己一家之言籍此委责于与自己不和的登镇亦未可知，而金人怀疑刘爱塔归明信息来源则更倾向于王丙告密而并非所谓几个低等级兵卒的说法。据钱谦益《孙承宗行状》：“刘爱塔之内附也，辽人王丙为奴守复州，微知其状。爱塔欲间而杀之，丙遂告密于奴。”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及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等几乎所有可见文献均持王丙告密说，从未提及所谓登莱兵有“谋挖民间窖内银钱”一说。况当时袁可立、孙承宗和王在晋及天津巡抚毕自严也各有谍报来源，又有朝廷监军独立消息可前后印证。想毛、沈二帅矛盾有日，赖袁可立强势节制居间调停并力剿虏，毛帅借此塘报雌黄加怨沈帅亦未可知，姑存此说以备资料稽考云。毛文龙在天启四年二月十六日塘报中就有“无奈西来之将，每见冰解，虏势稍宁，遂则扬帆至鲜，鬼溷一番，……搅我成局，败我事机”之语。《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四亦有“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金、旅之事，权不归臣，致使神奸得以乘间逍遥，泄我机关，败我大事也。伏乞敕下该部将马骢等严加究问，将金、旅地方，仍属臣调度，他人不得混扰”等。后来就有朝官就毛文龙对西兵的抹黑怨言看不过去上奏朝廷，尤其是袁可立去职以后失去节制的东西两镇矛盾更加表面化，两镇不和严重削弱了各自的战斗力。《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天启五年六月壬午，上视朝。兵科左给事中陆文献疏言：……彼毛（文）龙虽锐，其能一旅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许西兵扰乱以坏成局，此其语意大可揣疑。”[113]
从刘兴祚被策反事件直接导致后金军后撤四百里，足可见当时袁可立发起的海上攻势水师规模和声势之大，威震敌胆效果显著。不管后来的清修《明史》怎样回避和删削这段历史，只能造成这段历史的模糊和空白，并不能从根本上让这段辽南收复战辉煌战史彻底消失掉，因为这是唯一一次明金战争对峙史上正面改变明金战略版图的军事反攻和疆土收复，不谈辽南之战，就无以解释后金在明天启三年间的畏缩不前的蜷缩历史。
大概是刘兴祚被策反这个战绩过于诱人，导致在袁可立离职后，关于刘兴祚（刘爱塔）被策反一事还有来自袁崇焕和毛文龙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各有差异。毛文龙被杀后，流传下来知名度较高的当然就是众所周知的袁崇焕版本。
《崇祯长编》：“崇祯二年二月二日，崇焕又言：刘爱塔者，原名兴祚，辽人也。举家为大清兵所得，爱其才，待如子。但爱塔则心在明朝，寝食不忌。臣崇焕为宁前道时屡通书，欲自拔西来，崇焕固止之，欲留间于大清，使大清之一举一动得以窥伺。大清两次入关，塔俱遣人先报，得以为备。天启七年秋，崇焕去任，镇将差人通之，事泄，塔几不测，以计得免。崇祯元年九月，遣其胞弟刘弘基从船上来宁，遂云塔已措置一人代死，身穿塔衣服，焚腐其尸，令人不得认识，以此脱身往东江。崇焕未信，一月，有南来者云塔死矣，又一月，得东江消息，云塔至矣。今弘基见在宁远，镇臣毛文龙奉旨就崇焕议事，崇焕请偕爱塔同来对面商确。帝从之。”
因为这条记载的存在，有人一直说袁崇焕最重视谍报与策反工作，刘兴祚起义通盘都是袁崇焕一手策划的。
天启三年五月底，李永芳之子和刘兴祚的族人都已经被抓，到天启三年七月，刘被降兴祚为参将并被全面监视，也就是说这时候的他已经失去了兵权，在军事上的显赫意义也已经不复存在，而什么“天启七年秋，崇焕去任，镇将（毛文龙）差人通之，事泄”之说，与刘兴祚实际事泄时间相差四年悬殊巨大。再考袁崇焕履历，刘兴祚未遂政变失败一年后的天启四年，也才是个兵备副使，而他当宁前兵备道时已经是刘兴祚未遂政变发生二年后的天启五年之后，此时的刘兴祚已经失去兵权，而且正处在金人的严密监控中，不再统御复州大军，很难有机会“欲自拔西来”，而且绕过直接经手的登莱抚臣、道臣和镇臣，而越过辽东由辽西之袁崇焕“固止之”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是很值得商榷的。
袁崇焕的幕僚周文郁在其所著的《边事小纪》中记载刘兴祚事件也是实事求是的，首先从登抚袁可立的策反说起，丝毫没有提及袁崇焕所谓的“臣崇焕为宁前道时屡通书”的任何内容：“癸亥春(1623)，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袁可立），欲从海渡师，彼为内应。其同守为辽人罗万言，亦有内归之心。万言中军有王丙者亦辽人也，为奴甚坚。兴祚恶之，列其罪于奴，将杀之则易自拔。丙遂告兴祚内附，奴心恫疑，乃缚兴祚及其弟与李永芳之子，并王丙面讯之，而尽屠复州之民十余万，杀王丙及兴祚之弟。兴祚虽得免，然奴稍稍疑之矣。”[114]可以看出作为袁崇焕幕僚的周文郁的这段记载并没有顾及到袁崇焕的那段自述。
毛文龙版本则更加简单直接，说刘兴祚是响应他的阵前召唤而临时起义。《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记载：“(毛文龙)于二十六日，亲带各将领等官兵，水陆并进，迳往镇江地方，截其来路。委见逆奴在镇江地方扎营，勒马迎敌，观见旧属刘爱塔在阵，职大呼招之，即带胡人四百、胡马四百二十匹，收带回营。”至于刘兴祚到底是诈死从后金统治区九死一生成功出逃还是毛文龙儿戏般的所谓阵前召唤临时起义，历史早有定论，已毋庸赘言。不过袁崇焕和毛文龙的各自说法，与《明实录》、《国榷》乃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及督师孙承宗的相关记载不能相吻合，且两种说法均产生于袁可立离职以后，自说自话的成分不小，有待史家辨析厘清。
不管后来人怎样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来演绎这段历史，袁可立策反刘兴祚给后金造成军事重创，大片沦陷区重新收归明朝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近乎光杆司令的刘兴祚最终回归明朝，虽然在军事上已无太大意义，但其未遂政变掀起的波云诡谲导致后金在南卫全面退却，复辽之功永载史册。刘兴祚忠于大明、一心履践前约百折不挠回归故国的精神却光照千秋，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而作为老酋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被大明登莱巡抚袁可立以“反间计”策反也成为满清“文字狱”伪史文化不愿提及的一段糗事和历史模糊点。
附资料: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天启三年(1623年)七月二十六日(甲寅)，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言：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赍到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叛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随手于二月二十三日写免死票一纸、加衔扎付一张，付沈总兵转给金应魁先往。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去迄，其后续接塘报皆云爱塔于七月来归也。
奴四月间从金州近海尽赶人民退处复州，以王丙之故致奴觉察，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而去，杀其弟刘兴仁暨王丙，阖城屠戮，所未尽者悉赶而东，且并永宁、盖州，俱行赶徙，而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
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115]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三年七月，登莱巡抚袁可立报：三年二月内，复州总兵刘兴祚即刘爱塔欲反正内应，使金应魁赍送密禀，求登抚（袁可立）免死加衔牌票，登抚以因间用间计给与之。 沈总兵于（天启三年）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
去讫四月内，贼（见）登兵北来，毛帅之兵又交相接应，疑其攻袭，将金州沿海兵民掣驱复州。及刘爱塔又差张应科通约献城求船接应，大抵言七月来归也。五月登兵与岛帅布置相应，六月续有复州刘爱塔、穆允文并金州生孙应武 、王国佐等各差人同原差哨探回乡，高飞等仍通款订期。已会议于六月二十五夜先取复州，仍令高飞约定爱塔。
不意有复州备御王丙贪暴，爱塔具揭憨怒，将王丙缚去。丙■口首爱塔内应情事，憨发夷兵三万，围复州缚爱塔等，去其复州居民。剿杀不尽者赶往北去，并将永宁、盖二城男妇尽驱北行，南卫四百里膏腴之地奴一旦弃之。闻奴已将刘兴仁、王丙斩讫。心腹溃而羽翼剪，诸伪将当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116]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36页：“建州将复州总兵刘爱塔使金应奎输款于登莱，请以复州内应。巡抚袁可立使总兵沈有容以舟师赴岛上，与毛文龙连兵应之。四月，建人闻舟师集渡海，恐金州被袭，尽收沿海兵民赴复州。五月，爱塔复使人期以六月己卯二十夜取复州。爱塔部将备御王丙贪暴，爱塔揭之，敌缚丙去。丙因发爱塔内应事，建人发兵三万围复州，执爱塔去，屠复州，空其城。并驱永宁、盖州人民北去，弃南卫膏腴地四百里。”[117]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虏）之所使防守四卫者，多中国叛将。有刘爱塔者，令心腹金应魁约降，镇臣沈难之。公曰：‘此用间之会，不可失也！’即予加衔札付，许降后代请封官。而札中又备述其怨怼语，以防其泄。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祻。后爱塔果以复州王丙露泄其事，为 □（虏）缚去。且诛戮数将，拆毁金、复诸城， 尽撤海上之□，旅顺孤悬乃为我有。而中国叛将为 □（虏）羽翼者，皆上下携二，公之本谋也。”[118]
《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奴多用中国叛将防守四卫，而公（袁可立）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 [119]
王铎《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叛将刘爱塔遣金应魁来降，大将沈有容难色。公（袁可立）授之官谍，谍中佯为怼词，若泄之。后复州王丙泄爱塔事，僇及数将，毁金复不城。” [120]
清 康熙三十二年《睢州志·袁可立传》：“有判将刘爱塔者，令心腹来约降，沈大将军难之。可立曰：“彼诚伪虽未谂，然正用间之会，不可失也。”即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而札中又备述其怨憝之语，以防其泄，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祸。后爱塔果以复州王丙泄其事被戮。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 [121]
收复旅顺
每隔几百年，历史总会有惊人相似的轮回和巧合。明洪武四年（1371年），元朝残余势力即后金人的祖先在辽东猖獗为患，朱元璋命马云、叶旺为定辽都指挥使，总领辽东诸路卫军征服金州、复州和盖州等地。和今天袁可立的天启明军行军路线几乎一模一样，洪武明军也是从山东出发，渡海到“狮子口”登陆，因旅途一帆风顺，而取“旅途平顺”之意，将“狮子口”改名“旅顺口”，即今之旅顺。按《全辽志》：“旅顺南北二城，在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俱临海。”“旅顺口的战略位置南接登莱，西卫京津门户，东可联朝鲜，北防南下扼控‘后金’”。攻占旅顺口，就可以解除后金大军入关征服中原的后顾之忧。这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旅顺岛是明与后金两方势在必争的战略要地。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同月二十一日攻陷辽阳，海州、盖州、旅顺口等地望风而下。同年七月，毛文龙攻克镇江，使镇江和旅顺沿线海岛连成一片。后金发大兵反攻，镇江、旅顺再失，毛文龙避走朝鲜。“毛文龙初得旅顺，直金州之尾，为四卫南口，而奴已震动矣。文龙不能守旅顺，遂栖弥串岛” [122]
《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五：“天启三年六月癸亥（初四），兵部覆：……海上舟师固为牵制亦备捣，沈有容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当先事而筹，相机而发。若奴空国而出，便逼其巢使彼腹背受敌，前后瞻顾，就中必有窾隙可乘。” [123]
“不守金则无以夺海之利而制奴，不据盖据旅顺，则无以守金。我据盖据旅顺以守金，则登、莱可通，辽西可合，东江亦呼吸相应，而奴势日蹙。” [124]
《明熹宗实录》卷之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己巳（初六），平辽副总兵毛文龙陈恢复事宜，言三方布置昔以广宁为正，登津为奇，今则山海宜守，登津较量则津兵当以应援山海，而登莱峙联旅顺，密迩镇鲜，且各岛联络其中。欲图恢复必自各岛布置始，查得庙岛、鼍矶岛、皇城岛为登莱之门户，兵将船只之设谅登莱抚臣（袁可立）自有成算，毋容臣赘。惟是旅顺之险为奴所据，我舟径来不便。” [125]这段记载说明在袁可立登莱水师发兵之前，旅顺仍为后金占领，是袁可立天启三年三月水师出海后两镇策应配合才得以收复的。
“当时南四卫已被后金控制，与登莱隔海相望的要地旅顺也被后金攻占，袁可立认为‘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而要发挥登莱策应山海关的作用，须夺回旅顺，其在登莱防务得到增强之后，便出兵北上，欲复旅顺‘以固榆关，以联毛帅。’” [126]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发登莱大兵出海，与毛文龙部联动策应，一路收复皇城、旅顺、广鹿、平山等岛，其中位置最险要者就是旅顺。
天启三年三月十二日，袁可立从数月训练的水师营中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亲自饯行，命总兵沈有容率领于旅顺登陆，又令副将李性忠率领数千辽东精兵相机攻取广鹿、平山等岛，以打通接应毛文龙的海上通道。并命毛文龙从东江同时出兵向西挺进与沈有容部会合形成更大的声势对后金形成合围包剿之势。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二:“天啟三年三月癸卯（十三日），总理辽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言：五议防护，闻贼多驾漕船在海潜伏，恐其知我鲜运之行，纠众要截。目今登莱总兵沈有容新议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如遇运艘经过，便当拨兵防护，期保无虞。“ [127]“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是当时明廷对后金过度恐惧后为保卫京师而采取的一种战略布局，但实际上袁可立的登莱军已经承担了从水路收复辽南主战场的独立先锋，尽管和关宁相比显得兵将寡而又粮饷不足。
“ 天启三年（1623 年）夏季，努尔哈赤欲率兵西进，害怕毛文龙从后边追杀，于是，分一支兵力与毛文龙对抗，以图声东击西。“
……毛文龙得知消息后于（天启三年）六月十八日派遣军队从四个地方进军攻打后金军：“其千家庄进兵，则令游击朱家龙、任大镇、杨模等；其凤凰城进兵， 则令游击王辅、王承鸾、郑继魁等；其昌城进兵，则令游击曲承恩等；其满浦进兵，则令参将易承恩、都司林茂春等。又命大将张盘，率领部队从麻洋岛登岸，伺机进取金州、旅顺一带。……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该部岛兵，并带壮丁三十余队，攻打金州，一举而下。……随后，东江军在登莱军策应配合下又成功收复辽东半岛南端的重要战略基地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辽南数百里土地，又归回明朝。毛文龙和登莱军联合对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成功收复，使得明朝在辽东战场开辟了新局面。将登莱、旅顺、皮岛连为一体，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使明朝在辽东的二千里海域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 [128]
袁可立任职期间，辽南战争是以登州为大本营，以金州和旅顺为近端据点，以东江为远端支点，后金则以沈阳和辽阳为基地和明方对阵，双方冲突不断，在旅顺、金州、复州和永宁之间展开长时间反复争夺战，明军在南卫逐步取得了控制权。
实际上袁可立对旅顺等地的收复是以登莱军为主要战力的。“登抚筹划约降后金将领刘兴祚，后刘兴祚因事泄而被后金逮捕，受此影响，后金将金州、盖州等地居民尽行迁徙，‘而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经此一变，袁可立趁机收复战略要地旅顺，‘海上之旅顺孤悬，乃为我有’。旅顺收复后，明朝拥有了一处反攻辽南半岛的战略跳板，亦标志着登莱与东江海上防线得以联通，实现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收复旅顺后登抚袁可立进一步以旅顺为界点划分了登莱与东江的防区，其以登莱镇为收复辽南半岛的主力，东江则主要负责策应与牵制，亦即海上之师以登莱为正兵、东江为奇兵……’。至此，登莱海上防线得以建立。” [129]由旅顺向东到皮岛之间形成了一道抗击后金的海上走廊，成为向北推进防线的海上长城。不过毛文龙也曾经向朝廷提出过将金州、旅顺近海要地划归东江势力范围的想法，不过袁可立以金、旅近海，以登镇沈有容分属更有利于防守和掌控。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四：
“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金、旅之事，权不归臣……伏乞敕下该部将马骢等严加究问，将金、旅地方，仍属臣调度。”
袁可立发大兵收复旅顺，使后金在辽南遭受重大军事损失。企图重新夺回旅顺，也便成为了后金洗雪耻辱的最急切军事目标。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冰可当舟之机，以万余骑绕袭旅顺。袁可立早已据谍情待敌而动，他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了新的布局，明军在旅顺城外险关设伏。
《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二》：袁可立陈发兵出海之期，“旅顺以西，则去平岛最远，恐东镇鞭长难及也。今拟严正中等兵住旅顺双岛之间，与张盘互制。袁进等兵住西讯中岛之间，与觉华犄角。” [130]。
沈有容则率水师机动各岛间奇袭策应，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祭旗，后金再次大败而逃。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本年（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日，贼又率万骑来攻旅顺堡，我兵奋击，贼不能下，遣一使来招降，盘即斩之以殉，守御火药炮石将尽，盘设伏南北两山夹攻之，奴兵大败而去。” [131] [132] [13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一系列的对阵结果使后金在袁可立的军事部署面前感到前所未有的力不从心和万般无奈，袁可立对后金而言几乎就是战神般的存在，于是有了后金三年不敢窥视辽西的佳境，天启帝无东顾之忧。
收复金州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策反刘兴祚反正归明的未遂兵变因王丙告密而猝发，金人一边疯狂屠戮百姓一边大举后撤，袁可立令沈有容和毛文龙两镇兵马多路发动，奇兵出袭。明军收复旅顺后，便开始了对金州占据地的多路收复。但金州孤悬海外，明军兵力单弱，攻而难守。
袁可立选水军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卒，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 [134]
后金在袁可立明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全线退却，主力撤出金州城而不敢固守。“先是沈有容兵至广鹿岛，分舟师，布间谍，喧传大兵且至。奴遂弃金而保复，于双墩子掘沟为边。至是屠复州民十余万，虚金、复不守，而以西虏二万人守盖。盖以东，奴不复至，辽人亦不复耕，赭地数百里。” [135]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三十九：“天启三年十月辛酉（四日） 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刘爱塔之死，遣张盘潜师夜起遂复金州，今欲据金州以图三卫。……
总兵沈有容塘报：三月内统兵出海，已见奴贼毁弃金州不守，又报六月内有张盘风飘至麻洋岛，（天启三年七月初三夜三更）船坏寄居。又报九月初二日奴贼知金州有人，遣人将在城兵二百掩杀殆尽。张盘向住麻洋，奴肆焚烧而毁其城垛城角以去。塘报互异，上谕兵部著该抚查明。
登莱巡抚袁可立奏：刘爱塔事洩而金州空，沈有容有登兵势寡四不可守之议，（天启三年七月初三夜三更）而张盘毅然入而据之，此毛文龙所以有金州已复之报也。（天启三年九月初二日）奴酋闻金州有人，率众以至，张盘（从金州）退居麻洋岛，此沈有容所以有九月初二之报也，此金州复与不复之实也。” [136]
两个月后，后金率众逼张盘退到旅顺。总兵沈有容上言道：“金州孤悬海外，登州、皮岛俱远隔大洋，声援不及，不可守。”但明军孤军远袭，此为辽东全面失陷以来后金首次弃守金州，此番作为已大挫后金军心，使后金退出金、旅膏腴之地，前沿要地或为我有或与敌共之。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六月中，奴以刘爱塔之故将金、复等处辽民尽行杀戮，逃难人民甚多。守备程鸿鸣等带领船只俱往青山嘴接渡。盘招抚遗民，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口，并无尺布遮身，挑选壮丁，列有三十五队。 因哨探金州城内有达贼五六百余守城，亦有鸟枪火炮等器，再探的确。于七月初二日，统领该部岛兵，并带壮兵三十余队，以及老幼辽民助张声势，黑夜上岸，昼伏夜行，于（天启三年七月）初三凌晨三更时分齐至金州南门城下，各举火把一齐呐喊放炮，军声震天，贼从北门逃出。天明进城，安抚居民毕，又于南城丁家寨搜粮，得谷二三千石，当时给散各兵。前后共得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黄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因带领兵丁住扎金州城地。但船只少，力量薄，火药少，粮食寡。申报毛镇，乞奏请劄付银牌等项，大发兵将协守金州等情。
毛文龙塘报云：看得金州地方广润，田土肥饶，城高且坚，又临海畔洵，恢复四卫之首地。今张盘率所部之岛民，统新编之顺卒，能用计以取卫也。人有胆而矢心守此金城，实恢复四卫之首功。况金州至南旅顺口一百十里，形如葫芦，既得以扼要，则西南之奴岛，正南之旅顺口，东之三牛坝，皆为我有。因城南之一百二十里俱可以聚兵粮，招抚屯种，即登解船只往来，都有停泊处所，兼无大洋之患，东可图复、盖二卫，西可通广宁等处，是进取之有其基。臣向用间招叛，图取金、复，全为此着。唯是无险可据，不敢尝试。” [137] [13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六卷·毛帅东江》：“（天启三年）六月中，敌以刘爱塔之故，将金复诸州民屠戮殆尽，逃难人民甚多。守备张盘，程鸿鸣等具舟船至青山嘴渡之，盘招抚辽民男妇老幼以四千计，多无尺布掩体。于是挑丁壮，列有三十五队，因哨探金州城内建州兵只五六百，遂率岛兵以及老幼辽民助长声势，昼伏夜行，齐至金州南城门下 兴火，军声振天，建州兵惊溃出北门遁去，盘进城安抚居民，遂复金州。” [139]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36页：“麻洋岛守备张盘同守备程鸿鸣以舟师出青山嘴渡。金、复遗民四千人俱裸体不蔽形，盘简壮丁千余为兵，令刺探岛上。金州距海，城高池深土肥饶。南至旅顺口百十里，形如壶卢。城南二十里两崖距海，中横山脊，阔仅百步，筑关守之，屯船聚粮可耕可守，进图盖、复，西通广宁，为登津门户。” [140]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五十六：“天启五年二月（庚辰朔）庚子，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疏言：……欲为堂堂之阵必从金、复济师譬之攻虏者。繇关门则击其头，爪牙之利，曷可轻犯？繇镇江则击其尾，乘机斗捷，未必能制其死命。繇金、复则攻其胁，目不及瞬力不及施，可使之一举而毙。张盘以流民数百袭取金州而据之，但孤悬单弱势难自全，不可不厚集兵力。盖金州、复州、盖州唇齿相倚，得如张盘者率兵屯守互为犄角，可以东应毛帅西接关门，通率然之势，舟师粮运可以径抵盖套，逻卒游骑可以直逼辽阳。三岔以西便为内地，奴酋胁肋间处处设防，步步顾盻，然后令毛文龙会合丽兵一沿江而上攻其老寨，一繇永奠直走叆阳。关上大兵临河，而誓与复、盖锐师相应，声实并用奇正互生，奴欲战则乘其所乏，欲守则攻其必救，我虽分而实合，奴虽合而不得不分，此恢复万全之策而必胜之谋也。” [141]
后金对沦陷区内人民杀掠之惨令人发指，完全类似于上世纪日军对南京军民之屠城，其残暴程度不亚于近代的德、日法西斯之徒，这也是袁可立明军战胜后金的群众基础，同时也是有清以来修史者刻意回避掩饰之处，完全和近现代一些清史专家笔下所谓“天兵”的形象不能相符。
由此可见,，,袁可立收复辽南发起的攻势虽猛，且由此导致后金全面收缩北撤，但登莱兵少粮寡一直是其弱项，致使其不能对后金全方位用兵。且又有大量逃难辽民需要接济消耗，这就造成登莱巡抚袁可立虽获胜利但仗打得很辛苦，有些新收复之地因兵势寡弱而不能固守，得而复失，沦为敌与我共有的游击战区，有些地区反复争夺拉锯成为常态，但明军的主动进攻并大面积收复辽南之地迫使后金退缩至海州以北，进而形成了一种后金不断退却的新战略平衡。
火烧敌营秋获
明天启三年六月，袁可立以“反间计”策反了老酋姻婿刘爱塔，发动了令后金丢失南三卫的未遂政变，下半年又在复州、盖州和永宁以东焚烧了后金掠夺大明广袤土地上已经收割的粮食作物，加剧了后金占领区的物资困乏，进一步从物质层面上收紧强化了对后金的战略包围圈，自此袁可立军和后金政权仇恨加深形成死敌。
天启三年九月，后金军深入南卫，驻守复州的李永芳部四面出击以暴力掳掠百姓，到金、复等地抢收秋粮。袁可立羽书飞递，利用明军和辽民对后金毁家灭族的血海深仇，攻其不意，昼伏夜出，奇兵出袭。檄令沈有容于复州松山台一带设伏夜战，以火箭射焚敌人堆积如山的粮食秋禾，后金兵积两月抢掠成果为之一空，夜火冲天，喊杀声震野，人马死伤累累，辎重火器丢失无算。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虏）虽徙幕，当秋成熟，犹率众至南卫收获。公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策，将吏用命，于是年（天启三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 [142]
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葬墓志铭》：“（天启三年九月）迨秋，奴复至南卫收获，大肆侵略。公命将设伏，乘风纵火，刍茭糗粮尽归一炬。” [143]
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天启三年九月）秋兵来获，公命夜火箭于松山（推测为复州杨官堡11座烽火台之松山台，位于今瓦房店市仙浴湾镇西南丁家村羊官堡屯一带，应为袁可立军设伏后金的一个用兵点）诸处，焮其积，得首功三十二，牛马倍焉。……至今秋秩贡不替，公抚东三季，所羡银一万二千两。请告，凡七上，乃得归。” [144]
毛文龙部也从东路一线全面出击。据《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看得奴酋出没无常，秋高马壮，思欲一逞，故分贼以防东江，又恐四卫内应，适刘爱塔之机一发，尽为屠戳。推其心，并力西向，未可知也。
职因四面出奇以蹑其后，从昌城过满浦以捣其巢。又差官收南四卫残破军人，令其虚声响应。此时奴虽狡诈，必四顾狼狈矣。且杀戳太惨，人心已失，徒有空城，野无耕作，以至石米升金，岂堪坐食。或者天厌其虐，致夸颠例□费，失镇将还，以释圣天子东顾之忧，阁部大臣蒿目之虑耶！” [145]
袁可立用兵多谋，夜战有赤壁焚曹军之巧，反间用蒋干中计之策，后金军与袁军对垒每战多败，闻之胆寒，后撤蜷伏，三年间不敢跨越辽西一步。
秋后反扑 复、永大战
袁可立曾上言朝廷“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
火烧后金军之后，满人军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挫败，复仇之心日益强烈。天启三年十月初五，后金主力李永芳部再次窜至辽南大肆来犯，进行反扑报复。
明袁可立军收复辽南面积示意图（参考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总兵沈有容和大将张盘率领明军于金州南关和复州城外大山间两路设伏，夜三更再以火攻城， 以火箭射焚敌营秋禾，火光冲天，后金军再次陷入火海，乱作一团，“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本《豹陵集·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袁可立）以分塞上健儿，介而驰之。胡骑多辟易去。……先生夙有小范胷中，而握奇、六花久谙之，调鹤坐隐，时星驰至垒，恍光弼之按子仪军也。 长城克壮，更呼吸岛帅，驶千帆继其糒，因以数得志于奴，使不敢西向关宁一步，先生力也。上思帷幄臣，乃使使召先生入赞戎枢。奴戒所部曰：‘夷吾入矣，其无以左足为！’先生数授策海外，出奇兵躝奴，俘累累上。” [146]
明 陈继儒《陈眉公文集·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节抚登莱……，议收辽左之残兵，汛扫邹藤之妖党。乘风纵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设伏夜战而愤兵之营垒拨。 “ [147]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 “守金州都司张盘探得复州奴贼摽掠恣淫，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领兵袭之，奴众奔窜，永宁等堡俱下。奴愤，益众来攻，盘领兵伏于山间，俟其入城（复州？）。栖息已定，复兵围之，斩获无数，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兵少粮乏，不敢回复州，遂移兵至旅顺三山海口，偶有风损南船，得浥烂豆米一千余石，赖以存活。” [148]
四库全书·倪文贞公文集·袁节寰大司马像赞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天启三年？）四月？，建州兵攻旅顺堡，都司张盘大创之。先是，盘守金州，侦知建人抢掠淫恣，于二年（注：应为天启三年）十月初五领兵袭之，建州兵奔窜，永宁等堡俱下。
建州愤，益众来攻盘，以众寡难敌，预（？）领兵出城，伏于山间，俟其（建州兵）入（复州）城。栖息已定，伏兵围之，炮声（？）刀斫，斩获无数，……兵民赖以存活。” [149]
天启四年二月《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三：“天启四年二月十六日塘报：卑职业于去年（天启三年）七、九月等月内，克取金、复二州，遂着张盘出没其间，进则为前茅，守则为主将，任其分隶望海、红嘴等堡。复令都司郑继魁于旅顺、三山等口，遥张声势。又令广鹿游击沈世魁统船接济，作为后劲。如参将刘可绅据守石城岛对冲岫岩海口，以窥海、盖二城。又令长山岛守备吴期祖进则迭为主客，守则臂指相联。如都司林茂春据守鹿岛，其西江、旋城等处海口，时得蹂躏其居民，有依皮岛、獐子岛大兵负嵎之势，直视辽阳。” [150]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天启三年）十月， （虏）果驮载金州铳炮，分兵两路（张盘领一路，沈有容领一路。见《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守金州都司张盘探得复州奴贼摽掠恣淫，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领兵袭之……）袭我，而诸将（沈有容、张盘等）亦分兵以应，逼夜酣战，大获全胜 ，（虏）遂移营遁去。“ [151]
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奴忿甚，于秋杪（天启三年十月）载火炮，分兵二道以图报复。而公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虏为夺气，东人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入虎穴焚岛巢，则主济楼船之水军也！” [152]
满浦、昌城之战
“明朝在以旅顺为据点与后金争夺南四卫的同时，亦在东江等处多次袭扰后金。据袁可立奏称，东江多次出击后金，‘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 [153] [154]
《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职（毛文龙）随于六月十八日，率领参谋生员葛应贞、旗鼓都司时可达、游击尤景和、沈世魁等马步家丁八千余员名，于（六月）二十八日亲至镇江、汤站、凤凰城等处安营下寨，以图进剿。其千家庄进兵，则令游击朱家龙、任大镇、杨模等；其凤凰城进兵，则令游击王辅、王承鸾、郑继魁等；其昌城进兵，则令游击曲承恩等；其满浦进兵，则令参将易承恩、都司林茂春等。” [155]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九》： ”天启三年十月初四日辛酉，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又报奴欲西犯榆关，遣师渡江，以伐其谋，暗置空营更易旗号，于是有满浦、昌城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及夷器等物，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疲自相践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
登莱巡抚袁可立奏：……至于满浦、昌城之举，当以赶杀首级获奸细夷器等项为实功，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东西奔驰，如弄于股掌之上，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
上降敕谕奖励，赏文龙银一百两、蟒衣一袭，又发帑银三万两，犒赏诸将士，并命所司议处钱粮接济。” [156]
此役据《满文老档》（太祖卷59）记，九月十三日，尼堪（满洲对汉人之称）三百人从河对岸过来，被杀五十余人，捕百总一人，供称毛文龙在铁山。二十一日报告，十六日，尼堪（汉人）一百人入侵托马里村，驻甜水站的苏赛参将率五十人赶到，杀六人。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52：“（天启三年七月乙未）都元帅张晚驰启曰：近接义州之报，毛将已为渡江，游骑出没于凤凰、汤站之间，日日放炮，以为声势。又闻易承恩等已自上流渡江，其军之单弱，臣已目见。”据此可见朝鲜人是抱着看笑话和对毛文龙私怨的态度记载的，难免挂一漏万语出偏颇。总之各方记载是互有出入的，至于清方资料经过清初“文字狱”毁劫作伪，必须在其他资料相互对照的基础上参考使用。尽管明人袁可立曾因核查这次满浦、昌城战报与毛文龙产生过意见分歧，但并不影响满浦、昌城之捷的真实存在，而且袁可立最终也请求朝廷褒奖毛文龙道“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总之是打了仗就好，对东江那么长的远海战线，那个年代难以做到每次都精准和较真，所谓灭奴不足牵制有余，不唯袁可立，这也是孙承宗和朝廷对毛文龙的底线主张，总而言之是东江和登莱两镇明军攻取并控扼了辽南，死死把后金围困在辽北三年不能西犯南下。
此役之后袁可立的处境最是尴尬，作为辽南最高统帅既不能像一些不懂军事的文人一样一味压制和刁难毛文龙，又要有效节制和总体掌控毛文龙的战报和粮饷虚实，加上朝中言官此起彼伏的攻击播弄是非，二人嫌隙由此而生。不过无论如何，袁可立作为一个精明的战略家自始至终都明白，战争的终极结果最重要，汲汲于和自己的属将部下争长论短一较高低并不是一个战区指挥官应该干的，他一直在为维持辽战大局而尽职尽责。
牛毛寨、阎王寨之战
张岱《石匮书后集》：“癸亥（天启三年）十月，文龙报凉马大捷，报牛毛再捷。甲子四月，又报斩贼将金重德等”。 [157]
《山中闻见录》卷4载毛文龙报称以兵万人攻凉马甸（宽甸东），又合兵三万攻牛毛寨斩首二百三十级。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天启四年十二月）：“七月，平辽总兵毛文龙题：臣自上年（天启三年/1623年）秋、冬两次牛毛寨之捷，敌忾倍增。于是部将营兵鼓舞练胆，率之深入，冬底有乌鸡之捷。” [158]
《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四十二：天启三年十二月己酉（二十四日）登莱巡抚袁可立报：”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与奴贼大战，斩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真夷四名，请发赏功银两。得旨：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督抚各官并叙。“ [159]
董骨寨之战
《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天启三年闰十月戊戌（十二日）（上报时间不是战争发生时间），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董骨寨大捷，斩级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所司勘实。上嘉其功，降勅奖励，赐以金蟒，仍发帑金三万两充赏功等费，其粮饷令户部议处。大学士叶向高等为毛文龙请发帑金，上命该部将各官捐助银凑发数万以济急需。” [160]可见这时候的朝廷财政仍然是很吃紧的，以至于要靠官员捐助来接济毛文龙。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天启三年十月塘报》：‘’据哨探千总马成功禀称：……遂于本月初六日，除一面调令各岛进兵设疑，一面督领就近水陆官兵三万余名，裹粮二十日，兼程前进……五更时，头敌飞至董骨寨，奋力攻打，斩获首级二十六颗，余贼乘天未明，悉开寨逃去，天明捉获达马七十六匹，牛六十头，猪羊二百二十八只，夷器一百八十件……十七日，达贼大至，遂令步兵居前，骑兵居后，擂鼓先登，喊声大振，枪炮齐发，官兵奋勇砍杀，斩获首级一百十二颗，生擒达贼四名，夺达马九十四匹，夷器二百三十件，达贼败去。” [161]
毛文龙率领明军于（天启三年）九月十三日攻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牛毛寨、阎王寨的后金守军全部被消灭，毛文龙部遂占领了这些地盘。十七日，后金军想带兵夺回失地，但毛文龙设下埋伏，后金被明军包了饺子，损失惨重。随后又取得“乌鸡关大捷”，两次胜利让清军损失700多人。
当时大明内阁首辅叶向高也是非常支持袁可立发挥毛文龙牵制作用的，使其对登莱正面出击辽南形成强大合力。首辅叶向高《答袁节寰抚台》：”此兵未必足以诛奴，而庶几望以牵制，则门下之见确矣。” [162]
不过后金资料和明方记载有出入，《满文老档》（太祖卷59）九月二十一日是这样记载的，后金发现毛文龙兵过鸭绿江并进行屯田，后金去新城叆河的付将额克星额在碱场杀敌兵游击一人，千总一人，共三十三人。在一堵墙杀千总一人，共四十人。在孤山堡杀千总一人共四十人。在新城杀千总一人，共四十四人。在夹山杀千总一人，共十一人，在汤山杀十五人，共杀一百零六人。董骨寨与牛毛寨位置均在鸭绿江北岸宽甸边外。
这每次战绩都必有一个千总的佳绩有点令人眼花缭乱。尽管毛文龙所报资料或有夸大成分，不过清人在两百多年的“文字狱”中长时间通过血腥屠杀知识分子来篡改编造历史，虚实更在真真假假中。姑且不计清方“文字狱”篡改伪造历史之影响，兹列此存疑对照参考。
收复失地千里 大收牵制之功
天启二年(1622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镇江堡、汤站、凤凰城、汤山、险山等地。
天启三年(1623年)，又袭击了长甸、金州、昌城、凉马佃、白羊口、会安堡等。八月，袁可立令登镇沈有容对后金发起攻击，张盘收复金州、望海堡、红嘴堡。九月，毛文龙与登镇积极配合策应，率部攻打后金故都赫图阿拉的外围要塞，先后取得了牛毛寨、乌鸡关等捷。十月，登镇和东江两部策应配合收复复州和永宁。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三·天启四年二月十六日塘报》：“卑职业于去年（天启三年）七、九等月内，克取金、复二州。……
如参将尤景和据守镇江，乃入贡之通衢，进取之重镇。有依义州游击王辅、都司杜贵，千家庄时乃达，而耆警相间。如宽奠参将易承惠、游击曲承恩据守云头里、三岔子等处，从亮马佃进，直捣牛毛等寨；从叆阳进，迳取清河、抚顺。复令大转守备许佐尧、昌城丽将韩浚谦振旅相从而照应辽阳。如都司李继盛、盛文举据守满浦等处，乃贴近老寨之要津，建夷马市之冲边。复令横江游击马应魁等游骑捣掣，日勤接渡，遥应李、盛二将之兵。
夫职之任人也，搜拔众材，澄心察视，因地布署，器使无疑，约之进退安重，疾速如机，且耕且守，延袤一千余里，联川络野，遂成难撼军声。以故酌其适中，跨据铁山。如亲随，则有陆营参游陈继盛、沈世魁等，带领马步官兵一万五干余名，游击东西救应于义州、满浦之冲关。如水营则有游击陈大韶、李惟栋、都司陈希顺、李景先等沙舡辽划二百余只，扬帆游击于鸭绿、旅顺之海澨，心力均齐，更勤侦探，时知虏中动静。虽未尽制胜之方，要之赏罚严明，事无苟且，而不旁挠暗掣，更得接济之频，其恢复之机，断不外此矣。” [163]
天启四年(1624年)，毛文龙部袭击了高岭、沙松牌、孤山等地，努尔哈赤派人向毛文龙议和，真心主战的毛文龙将来使绑送京师，朝廷升其为太子太保，加左都督。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天启四年十二月）：“七月，平辽总兵毛文龙题：臣自上年（天启三年）秋、冬两次牛毛寨之捷，敌忾倍增……。
今（天启四年）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盐堡、妙家峪、甜水站、高岭、复州东南二门、海州、刃（刀）儿岭、爱阳、柴皮峪、分水岭、横头寨、班勃烈寨等地之捷，复地自金州至永宁堡、旅顺、岫岩、盖州以及清河、宽甸、爱阳、汤站、凤凰城并镇江一带，计地千有余里，已经遣将分守。
设防数月以来，即奴有报怨之举，我兵先发制人，屡挫其锋，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鞑妇五名，叛党奸细一名，金重德据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除备开功次首级外，伏乞皇上，俯念海外效悃，抽肠血战用命诸士，极？赐上允，敕下该部速为题覆，其阵亡官兵王德柏等共三百三十八员，所当优叙，以表幽魂者也。” [164]
《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一：“天启三年十一月丙子（二十日），兵部尚书赵彦言：‘毛文龙提孤军于海岛，牵制奴酋已三年矣，今出奇设伏，屡获大捷，亦奴之所深忌而思防者。’” [165]
《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二：“天启四年五月十七日庚午（1624年7月2日），登莱巡抚袁可立陈发兵出海之期。言：海上诸岛，对登州者旅顺也。东则平岛三山、广鹿诸岛在焉。他岛但可往来停泊，惟广鹿、长山可屯兵。如应援毛帅，则二岛为要。若进窥辽阳，此岛又为缓地矣。” [166]从袁可立离职时给明廷的上疏看，袁可立赍志离任，其志向决非区区辽南四卫，而是剑指辽阳直至恢复全辽远大抱负。同时也可看出袁可立即便被迫离任，也依然不改恢复全辽和力挺毛文龙的初心。
明 梁云构《袁环中詹录锦旋序》：“洎大司马建牙渤海，东定汛波，西廓妖党。岛帅借挽输力，数挫奴（清刊本作”逆“）锋，累俘相继而至。” [167]
袁可立去职成辽战全局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袁可立离任半年 张盘战死沙场
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公元 1625 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命令三贝勒领兵 6000，直攻旅顺口，城陷，尽歼明兵，毁其城。这次八旗兵对旅顺的突袭，来势凶猛，战斗激烈，明军寡不敌众，张盘及部将朱国昌相继阵亡。后金八旗兵占领旅顺后，因慑于毛文龙据守皮岛的牵制，未敢久留，只是掳掠财物，摧毁城垣，引兵而退。”（《明清旅顺口之战》）而这时距离袁可立离任登莱仅仅过去半年时间，大将张盘就因为缺乏调度和后援身陷重围力战而死。
“奴兵南下，盘退守旅顺，孤军无援，力战而死。奴之袭盘也，悬军七百里，昼夜兼行，杀马以为食，其攻之疾力如此。” [168]也足见袁可立精心树立起来的这个明将后起之秀张盘对后金的威胁之大。
天启五年（1625年）正月，新任登莱巡抚武之望素以妇科名医著称，然对军事谋划却不见长，上奏要在旅顺和金州之间的南关开凿运河，得到兵部批准。张盘和副手朱国昌因朝命难违，奉命仓促开工，却因军机不密情报泄露遭到后金军重兵包围而牺牲，后金乘机骚扰掠夺了袁可立已经收复的相近辽南城堡。南卫战果遭到后金蚕食，这也是袁可立离任以来后金精心谋划的第一个大动作，结果是旗开得胜，坚定了后金对后袁可立时代南卫争夺战的信心和勇气。先除掉张盘，再设计拔掉毛文龙这是历史后话。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五十六：“天启五年二月（庚辰朔） 戊申，奴酋破旅顺，游击张盘、都司朱国昌死之。兵部疏言：自辽土沉沦，南四卫悉属腥膻矣。惟金州东联海盖，南近登莱，游击张盘以孤军据其地，而兵力单弱，旋为奴兵所攻，退保旅顺。
登抚前议（金州）城南至旅顺口一百三十里，（旅顺）三面距海，唯北而狭束，东西相距仅十里许。挑断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设墩堡以防守，则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团聚辽民数万人。金州以南旅顺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经覆议允行间。户部会议裁登饷十万两，该镇因挑浚之费无所出尚未举行，遽有旅顺之失。
张盘驻师旅顺，朱国昌驻师长行岛，曾有功驻师三山岛，皆毛帅所棋布鼎足烽连。奸弁曾有功不奉镇抚之命，擅约张盘、朱国昌至（金州）南关岭破土兴工，及二将至而有功违约不来，即有虏骑猝至，重围我师，张盘力战被虏，朱国昌骂贼阵亡。奴兵复至旅顺，破城戮将，血屠辽民。
有功潜匿四日，又扁舟至旅顺城下焚其火药，掳其妇女。奴之来也，必有功暗投以呼之。张盘等之死也，必有功设计以诱之，应令登抚毛镇擒捕正法…” [169]
袁可立的继任者武之望不懂军事，对旅顺消极防卫，终致旅顺陷落，主帅阵亡。这里且不说武之望“挑断此地引海水以自固”利弊得失与短长，情报布局这么漏洞百出就已经是兵家大忌，焉有不败之理。王在晋曾讥讽道：“旅顺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难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独不可据乎？据而图复，复而遇冬则退，是攻守相寻无已也。”这次军事失利完全是因易帅非人而导致袁可立敢战主战军事思想及海岛棋盘布局不再被继任者所遵循导致。
年久岁湮，加之后来满清“文字狱”对涉明史料的人为毁劫，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到明金辽南战史的全貌。有一段朝鲜史料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还原到登莱巡抚袁可立在任时对登莱军镇戎机的管理是事无巨细躬亲必问的，因此才有了袁可立在任三年的登莱全盛期，大有几欲恢复全辽之势。
李民宬《燕行录全集（第一辑）第六册·癸亥朝天录》：“（天启三年六月）十八日丁丑，留登州。朝，（朝鲜）使臣进监军衙门。（监军梁之垣）病不坐，传语曰：‘后日从容相见云。’其告示有曰：‘本道性近愚戇，动执法纪。谬以视师海上，为延揽将士刻期平奴。而今见奉有（军门袁可立）不必出海之明旨，则援应平辽一举，灰心者多。本道亦不得强留诸公，任其归去。以待海宇澄淸，以礼聘用。深悔曩日收罗，乃今日有负英雄依附之意云云。’闻监军有巡审各岛，以防贼奴入犯之议，为军门（袁可立）所沮云，见此告文则其愠意可知矣。……
梁以贪挠外国，被参家居，其家人皆怨我国云。……收其所齎银二千六百余两留储府库矣。及辽阳陷，天使不由义州，故不为取去。梁监军之来也，仲库请嘱推还，监军掠以私用，为仲库所诉，方被讼于衙门。……闻给事中李春烨为陶军门掛欠军前钱粮査勘事即到登州，梁监军亦为惶恐云。” [170]
这段史料大意是说，监军道梁之垣以愤怒抱怨的口气向朝鲜使臣诉苦责怪军门袁可立对戎机之事管的太严又太具体，连他这个监军道都没有一点自由裁量的空间，说袁可立阻止了他的巡海行动。尽管这段史料是出自一个有经济问题嫌疑人的第一人称口吻，但由于缺乏史料，我们姑且不论袁可立禁止其出海的必要性是非对错，可能袁军门通过阻止梁的巡海行动来避免激化梁之垣和毛文龙的矛盾，或有其他更重要的全盘军机考虑，这样更有利于当时的登莱大格局。查梁之垣官居监军道，“为铸给监军关防，仍照行人出使例，赐服色以宠其行”（《明熹宗实录》卷13天启元年八月庚午条），在当时登莱文官体系中是袁可立以下很重要的人物，尚且没有私自出海的权力和自由。这说明袁在登莱的军政管理是有效而严整的，事必躬亲，因此抚登三年才不至于出现因疏忽而导致张盘战死旅顺失守那样的漏洞和败局。
这个细节足见袁可立治军之严，戎机之密，这也就不难理解袁可立在任期间一反此前后金总是用间于明方攻城掠地的被动，反而以“反间计”策反了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所以袁可立刚离任就发生了张盘战死和孙承宗柳河之役的重大军事失利就不难理解了。而袁可立在《观海市诗》序文中也曾自述道“余建牙东牟，岁华三易，每欲寓目海市，竟为机务缨缠，罔克一觐”，在登三年竟然没有时间去观看近在咫尺的登州海市，可见其军机之繁并非虚言。
袁可立在任登莱三载，张盘亲历大小战阵无数，战功累累。天启五年春，袁可立离任登莱仅仅半年，缺乏有效调度和策应的大将张盘即战死疆场，接着努尔哈赤高调迁都沈阳，又半年孙督师发生柳河之败，自此后金军便无视新任督抚的存在，悍然打破三年不敢入犯辽西的平衡而大肆入侵攻掠关宁，明金军事对峙形势再次因袁可立的离任而急转直下，陷入在自己防区内被动挨打越打越残的败亡轮回。那些整日无中生有饶舌攻击袁可立的党争掮客们的高谈阔论在这个沉痛的现实面前竟显得多么渺小和百无一用的苍白。
孙承宗发生柳河之败
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出镇辽东时，推荐马世龙担任山海关总兵，统领关内外军马。八月，马世龙误信生员刘伯镪之言，称后金四贝勒皇太极进驻耀州，手上兵源不满三百。世龙派兵自娘娘宫渡三岔河袭击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县岳州村），并先遣鲁之甲与李承先二将率领前往，这时由于驻守觉华岛的水师游击金冠、姚与贤等迟迟没有前来接应，至二十五日舟仍不至，李、鲁二人率领八百人透过七只渔船强渡三岔河，耗时太长，导致形迹外泄，造成柳河之役的溃败，死伤四百多人，鲁之甲与李承先均战死，中军钱应科亦落水而死。
《明熹宗实录》：“辽东总兵马世龙遣副总兵鲁之甲等谋袭锦（耀）州，渡河败殁。先是，降虏生员刘伯镪自虏中归，声言四王子见住锦（耀），兵不满三百。如我师渡河，辽民即杀四王子，歼其众以归。马世龙信之，遂托言东哨接济难民，调前锋营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领兵渡河。而所调水兵游击金冠等大船不至，济以鱼船，往返不能多载，喧竞于河者四昼夜。奴酋已觉，伏兵掩击，我军败北，二将死焉。
巡抚喻安性以闻，且言近驻守关门，距右屯颇远，一切遣将调兵渡河东哨之说，皆绝不与闻。上以马世龙轻进丧师，罪莫可逭。比喻安性同事封疆，何得诿于不知，姑著策励供职，悉心防御，候勘明处分。后兵科给事中王鸣玉、都给事中罗尚忠、刑科给事中苏兆先各具疏参劾马世龙并及枢辅，孙承宗亦引疾乞罢。得旨，轻进失事，责在镇臣，再整军容，严加备御，还仗卿督率弹压，以安人心。封疆重任，何人堪代？岂得遂欲求归。既而孙承宗再疏告病，上复勉留之。” [171]
在一片弹劾声中，孙承宗自辩大意曰：一是袭击耀州的行动因为觉华岛的舟师失期不至，二是鲁之甲和李承先的意外死亡是“巡河哨败”所至。然而，孙承宗这份报告被指是在推诿责任，历来将帅功过相当，岂有全责部下之理？
王在晋：“按陆兵可以程计，水兵不可以日计，水陆约期于二十七日举事，水兵并无消息。世龙料理如此，焉得不败。” [17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等于是说孙承宗非要指定水陆两军在八月二十七日会合，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瞎指挥，再把责任全推给觉华水师，既不厚道，也显得无知。至于谎报李、鲁二人是“巡河哨败”，王在晋更是异常愤慨，对此痛心疾首道：“耀州非奴酋紧要地，胜亦不为功，且大败耶。关内道刘诏查报，鲁之甲原为东哨接渡难民，其欺罔之甚至此。”
柳河之役的直接损失令人痛心，然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未攻耀州之前，关宁的总兵力是十二万人，经此一败，被后金追杀望风而逃后兵员只剩下五万八，逃散了近六万多人，所谓关宁铁骑一夜之间损兵折半。这逃散的六万人中有一些是在三岔河直接就溜号掉的，但更多是在大凌河、松山、宁远，甚至山海关就跑路了，可见平时的纸上谈兵并不能等同于战时的临阵实操。
孙承宗出关督师辽东，与登莱水师袁可立遥相呼应。然从这次柳河之役的失败来看，袁可立的离任事关不小，有袁可立统帅下的辽南明军在，后金从不敢问津关宁，三年间无一失，有袁可立在任孙承宗才得以稳如泰山。同时也可以籍此看出孙督师的临阵实战能力是不能和袁可立一较短长的。袁可立的登莱从兵员到粮饷装备都远不能跟孙督师的关宁军实力相比，但却能在整体劣势的情况下组合优势兵力奇兵突袭，连克金、复、盖三卫及旅顺、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又完全反客为主，以偏师充当主战场前锋，使孙承宗的关上明军成了事实上的大后方，实属袁可立辽南水军牵制下的明末战争奇迹。袁可立离职后，后金军有恃无恐，直接挥师辽西，明军再次沦入到袁可立任职前被动防御越打越残的败退轮回局面。
今天看来，当时举全国之力构筑的关宁防线，长期空耗待敌被动防御，至于后来拖垮大明财政沦为苛捐杂税加征的恶性循环根源，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后院起火。这个辽西长廊方案在当时之所以能在朝中通过，可能是出于保卫大明中央政府京师的急切需要，至于全局上正确与否，倒是很值得商榷，如果能适度加大袁可立辽南水军优势布局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当时的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明熹宗实录》）
“……公初建议四卫，其后归重于复、盖，以为恢复之要领在是，而中朝卒弗省也。” [173]钱谦益为孙公撰写这段行状文时，袁可立军辽南战捷已经过去十多年，战绩早已盖棺论定且有目共睹，所以钱也是以登莱战事背景为其孙督师浓笔重墨加精添彩。不过毕竟从袁可立离任登莱到天启五年十月孙督师辞职还有一年半时间继续留任督辽，相当于袁可立整个登莱任期的一半还多，而恰恰张盘战死和柳河之败两次败仗都是发生在袁可立刚刚离任登莱后这段时间。孙承宗人品中正公方，举家殉国，堪称千古文臣楷模，且与袁可立私交一直很好。但必须承认谋兵布局临阵实操非孙所长，兵法韬略付诸实战并不能和袁可立一较高下，这一点读者不能被钱谦益误导带偏 ，毕竟历史上的一些战例和兵法是用来被后世借鉴的，不可因文过饰非而曲解关键史实和战例得失。但也不能据此就说孙承宗对袁可立的辽南之战不重要，孙的人脉和声望是袁可立取得辽南之战不可或缺的政治因素，二公很可能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完美地演绎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精忠报国”共克时艰。捧读孙、袁二公四百年前书信文牒：“弟（孙承宗）调来者可乎？兄（袁可立）为弟密言之。”孙督师和袁军门以老迈之躯为国抱团共赴强敌，殷殷之情已跃然纸上，至今读之言犹在耳令人动容。 [174]（见孙承宗《高阳集·又答袁节寰中丞》）敬畏历史，慎之慎之！
从袁可立水军对后金的打击效果看，朝廷如果能解放思想在登莱海路加大支持力度，让袁可立这边对后金的海上打击火力全开，再约束个别言官作梗聒噪行为，或许辽南一路能够独立做大成局，则后来的明清战争史完全有可能被改写。
袁可立离职 毛文龙东江式微
“袁可立抚登期间，明廷最终所定登饷为二十万两，得益于袁可立的支持，明廷向东江所运粮饷也由最初的十万石增至二十万石,但在袁可立去职后，登抚武之望‘不言可进战’且与毛文龙争长短，引起明廷不满并在此后将登莱军饷裁减一半。……武之望汲汲于弹压毛文龙，并未像袁可立那样锐意进取，且其一改明廷已认可的袁可立登莱主战、东江牵制之策略。” [175]
袁可立离任半年，张盘战死，努尔哈赤大举迁都沈阳，又半年发生了导致孙督师下台的柳河之败，明金对峙形势急转直下。
朝中有识之士对袁可立离任前后辽南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开始对毛文龙提出强烈质疑，为什么袁可立一离任毛文龙就走上了明显的下坡路。
《明都察院实录》天启五年四月初九日，巡按直隶洪如钟题：“近者毛文龙驻师海上逼近虏穴，谓奴有所慑而不敢动。忽焉出其不意直缚张盘再陷旅顺，如摧枯拉朽莫敢争锋，中国短长之效，益巳见矣。”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天启五年六月壬午，毛文龙孤提一旅驻札平岛，……满、浦诸战屡奏斩获，动輙以百千计，即韩白之智、刘岳之勇当不过是。去岁金州被削旅顺失陷，数月以来绝无后着，岂先后智愚勇怯为两截人，与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论不得不疑。……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无遣智胆文臣一员阅视整顿。” [176]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袁可立去职后直到明亡也没有再等到所谓的“智胆文臣”再次出现能振兴登莱防务扭转战局。
武之望接任袁可立后，毛文龙的情况急转直下，连最起码的物资供给也不能得到保证。天启六年二月毛文龙为王化贞请罪自效，连天启皇帝都开始斥责他“奴酋入犯，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明熹宗实录》卷63）
崇祯二年袁崇焕督师辽东，登莱巡抚直接被裁撤，为制裁和削弱毛文龙撤去了所有障碍。袁崇焕在宁远设立东江转运司控制东江镇的物资供应，“禁登莱商船入市”，全方位卡脖子困死毛文龙，东江各岛迅速陷入空前饥荒和混乱状态。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牵制作用逐渐衰弱直至消亡，既不能动摇后金在辽东的统治，也不能制止后金西向对明和蒙古用兵，袁可立离任第二年后金就无视新任督抚袁崇焕的存在而悍然劳师袭远入侵辽西掠夺关宁，虽凭孙承宗经营多年的坚城利炮守住讯地宁远，而觉华一岛水军尽失。后来袁崇焕在双岛将毛文龙杀害，东江镇四分五裂发生登莱兵变酿成大祸，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线彻底崩溃，闻讯后的袁可立于崇祯六年在睢州老家溘然长逝。不久，朝鲜沦陷，明亡进入倒计时。
袁可立辞职事件始末
辽南之战的胜利让人们看到了大明平辽的曙光，但好景不长，随着袁可立的离职，辽战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很快又进入到原来被动塔堡防御的状态。那么在辽南战争向恢复全辽大举推进的关键时刻，袁可立为什么要辞职？
袁可立离职确有毛文龙鼓噪的成分
关于毛文龙嗾使言官攻击袁可立一说，多种资料是有明确记载的。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皇帝曰：‘巡抚佥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公颔之，使者往覆东江。毛遂怨望，嗾方给事（方有度）触公，反以勋陟少司马。” [177]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毛文龙者，公（袁可立）故奇其胆智。然自夜邑之奉蛊其心子，公之力柔其骨。……。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 （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公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扶同而报，何辞于欺。乃移文东江，审其颠末。遂触毛帅之怒，嗾一黄门弹之，一二侪偶继之。天子不为动，旋以平莲功晋秩少司马。” [178] [179] [180]
从结果上看，袁可立的离任给毛文龙本人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后来的不测，可以说毛文龙是袁可立离任登莱的直接受害者。同时也给初见成效的登莱防务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然这些结果在当时是毛文龙和大明朝廷所始料未及和不可预见的。
还有一份朝鲜史料和袁可立的多种传记资料可以互为印证吻合，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皇明天启四年甲子（八月）初八日庚寅，晴。……都督使门子请宴，馔品极丰，优戏具呈，盖示其接遇之厚也。杯酒间，都督（毛文龙）言：‘皇子已于六月薨逝，而登州抚台袁可立与俺不相能，致有科参，新抚台武之望已替其任云。’似是夸张自己之势焰，而及闻门下人言，亦似实状。” [181]
从朝鲜来使这段声色并茂的记载可以看出，毛文龙对袁可立奉旨核查满蒲、昌城战报受到言官攻击离职一事还颇有得意之色，然几个月后随着新任妇科名医武之望巡抚的到任就让他知道悔不当初了，这时候即便再想起袁可立的好处也已经噬脐莫及无力回天。上述记载还同时注明了朝鲜使臣自己的意见，从“似是夸张自己之势焰”这话来看是不相信单凭毛文龙的力量能把登莱战区长官袁可立赶走的，“而及闻门下人言，亦似实状”也大抵证实了毛文龙嗾使言官攻击袁可立确有其事，当时朝鲜使官未必就能看到攻击袁可立的全部档案资料，也不可能知道至少还有六名以上的进士同年结伙抱团利用和做大了毛文龙和袁可立之间的矛盾，连续轮番多次攻击袁可立长达半年之久才造成袁可立离任这样的后果。按当时的文官运作体系，如果没有外廷言官参与进来，仅凭毛文龙是根本撼不动袁可立这个战区司令长官的。
天启三、四年正是东林和阉党矛盾总爆发的前期，毫无节制的党争和言官攻击的激烈程度已经严重干涉到了正常的军政秩序，有观点说明亡于党争症结正在于此，不愿意参与党争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受到攻击成为必然，或者说已经是有人为党争的需要盯上了登莱巡抚这个位子而欲除之而后快。核查毛文龙战报也许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袁可立例行公事对毛文龙战报进行核查，但毛文龙误判形势反映过度没有和袁可立共同应对危机维护辽战大局，反而怂恿个别言官扩大事态弹劾赶走袁可立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结果造成了袁可立的离任和毛文龙被杀的悲情局面。鉴于毛文龙海外孤岛长期缺饷少粮实际情况的特殊性，连辅臣兵部尚书孙承宗都主张对毛文龙不可过于较真。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九“伏乞皇上敕该部查照有功员役，照例升赏，其（毛文龙）所请钱粮酌令给发，责令登莱抚臣（袁可立）综核其事，无曰功不必核其虚饷，不必问其实，令孤悬异域之臣捐，臣为国大声疾呼而不一应也，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 [182]
孙督师也是担心本来就粮饷供应不畅再过于苛刻会引起海外将士灰心，此情此境诚为左右难事。毛文龙自己也曾上疏说：“向来庙堂议论，以东江为牵制虚局，钱粮半饥半饱，军需若有若无。”这种情况当时的大明兵部和内阁直至皇帝都和袁可立交换过意见，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对毛文龙有张有弛虚实相应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最大值平衡态度，是在粮饷不济的状态下维持战局动员战力的无奈选择。
早在方有度弹劾疏之前，袁可立对毛文龙这个战报就已经派出“使者往覆东江”查勘过了，并因此遭受“毛遂怨望”。其实对于毛文龙这个战报的水分和夸大之词，身为一线总指挥的袁可立心里比谁都清楚，同时他也知道毛文龙的东江镇长期因缺粮断饷的营养不良状态，也可能是毛文龙急于求成想把长期的欠薪一下子多要点，所以就撒了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弥天大谎而引发舆论危机，把袁可立推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现实的诸多无奈迫使袁可立想低调处理这个事以维持登莱防务大局，可方有度等人对袁可立的高调攻击不依不饶非要把这个军中戎机事件添油加醋吵得沸沸扬扬推向巅峰，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按照方有度的说法，毛文龙“坐歼奴兵数万，实则千古未有之奇”，这样的千古奇捷你袁可立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向朝廷报功，你如果认为“文龙为千古未有之谎”，就应该“正宜明告”。如果认为“满浦、昌城之捷”战报是真的而故意瞒报，那就是袁可立想“以文龙之长形有容之短，党护忮克，为有容保奸”。就是说袁可立在拿毛文龙的千古奇捷来为沈有容掩饰护短，“可立罪可诛也”。按方有度的意思，如果毛文龙说了谎提醒警告一下就行，但如果是袁可立说了谎，就应该直接把袁可立杀了，言语间可见这位方给事中对袁可立恨之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决绝和急切。
袁可立为了保护毛文龙，在当时作了这样一个既模糊又无奈的结论：“至于满浦、昌城之举，当以赶杀首级获奸细夷器等项为实功，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明熹宗实录》）就是几百年后现在的人们也能看出来袁可立这明明就是在保护毛文龙为其背书呀，袁可立太难了。本来袁可立对毛文龙这个妇孺皆疑的战报是有意想低调处理过去，毕竟他更知道东江镇的难处，自己也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长期为东江镇奔走呼号才算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这下毛文龙和方有度联手唱双簧高调逼着袁可立为其请功，就把袁可立逼到了非常尴尬的死角。几百年后的我们是确实能够感受到那个既无奈又令人窒息的命门死角，却让毛文龙自己给亲手打翻了，害了自己，也断送了登莱防务。
现在看来，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浦、昌城之捷”的战报使二人产生了矛盾并被人利用发酵最终导致袁可立请辞下台，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三方都是一个全输而无一赢的结局，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袁可立离任竟成了辽战总局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赶走袁可立毛在策略和结果上都是全盘皆输的，因为袁可立是前后几任登莱巡抚中对毛文龙支持力度最大的，直到下台八个月后冠带闲住期间还在朝中为毛文龙摇旗呐喊。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甲子十二月》第346页：“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山江叙功）。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升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 [183]
从上述记载时间看，天启四年十二月上这个题本的时间已经是袁可立离任登莱巡抚八个月后。后来甚至连满人在“文字狱”中编修的《明史》都把袁可立和毛文龙绑定到一块儿黑：“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包容毛文龙的一些毛病有效整合资源形成最大战力是袁可立当时的唯一选择。袁可立对毛文龙的包容和驾驭是辽南明军战力最大化的战略需要，并不代表袁可立认为毛文龙就没有问题。
袁可立离开登莱八个月后冠带闲居，不改初心，再上题本为毛文龙请功，言辞恳切，至今读之虽历四百载而令人动容。也许是担心自己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朝堂能帮到这个亲手扶植起来的东江毛帅，也许是他已经听闻到新任登抚对毛文龙的百般刁难威胁动摇到了他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根基，于是在罢官后仍拼尽最后力气上了这个替毛文龙背书”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的请功题本，足可见袁可立对登莱防务的纵深布局和抱负之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为个人的离职和荣辱得失而有丝毫动摇。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登莱不能没有袁可立，东江也离不开毛文龙，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之间的制衡就是有这种特殊作用和效果，类似于自然界的天敌现象，形成了局部生态平衡。在没有替代版的前提下，不可以轻易被打破，这是不能以口号和情绪意气来替代的客观存在。后来的己巳之变和登莱兵变的严重后果就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就此断送大明而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后悔和重来的机会。
“登莱建镇之时重兵云集，时人曾称‘奴难之初，登州原集重兵，足称雄镇’。袁可立在任时登莱海防兵力有两万三千余人、战船五百多只，登抚遭袁崇焕裁撤之后，登莱兵员粮饷俱遭大幅裁减，兵力仅剩‘三千六百七十员名’”。 [184]
更为沉痛的结果是毛文龙在袁可立离任后遭受了包括“移镇”在内一系列釜底抽薪的致命打击，致使登莱防务断崖式崩溃。“移镇之说兴起后，‘人心为之动摇，高丽为之变色，淘淘摇摇，莫知适从。于是有逸而复归于奴者，有逃而奔于西者，有逃而被奴贼杀者。’” [185] [186]
我们在此无意纠缠于毛文龙的其他是是非非，但袁可立离任登莱毛文龙祸不单行直至身死非命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毛死后紧跟着发生“己巳之变”后金兵临京师，这是自大明与后金交恶十年来首次没有后顾之忧悍然无视所谓“关宁铁骑”逼至都门，毛文龙的东江牵制作用亦不言自明矣！登莱兵变、朝鲜沦陷，直至辽东防务体系土崩瓦解，却是一连串相互连贯的因果事件。至少从结果上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前后几任登莱巡抚和袁可立相比是高下立见的。袁可立是一个懂军事、重海防、敢交战、顾大局、不结党的战略战术兼得型人才，有他在登莱镇守，后金不敢窥视辽西一步，直至被逼退出南四卫，望阙京师更是痴心妄想，所以满清对袁可立的恨是深入骨髓封杀到底的。
有署名文章《如何评价明四朝元老袁可立？》对袁可立的军工政绩评价颇高，但在收尾处却不无遗憾地抱怨道：“在国家危难多事之秋，（袁可立）七次请辞，选择功成身退，对国家的的战略大局造成消极不可挽回的损失与影响。如在他请辞之后，战功赫赫的登莱水师统领沈有容也同时选择身退，致使明军罕有的忠诚猛将张盘因为缺乏调度和后援身陷重围而死。”应该说，这篇文章对袁可立的抱怨从结果上是有一定事实的，袁可立七次请辞确有此事，并在请辞离职后给登莱防务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袁可立早年因过于耿直被罢官闲置二十六年后再度出山，这次授钺视师是其建功立业的最后机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情系，于袁可立也不能例外。但此次请辞按照当时的惯例和礼制可能有太多迫不得已的原因和背景。当时言官一窝蜂轮番攻击造舆论，天启皇帝也一度高调出面为袁可立站台打抱不平顶硬上，一方面是连章弹劾不得消停，一方面是朝廷无视同年帮派言官对袁可立的弹劾反而晋秩其兵侍并覃恩荫子，这是皇帝和言官较劲不可开交的节奏，但袁可立如果在此事上一味仗势天启皇帝为自己站台而没有一个普世姿态拿出来在当时的官场也是说不过去的，同年言官集团的轮番轰炸环境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留任，请辞是唯一的选择，只能说当时过分激烈的恶性党争是误国的。
明 袁可立《观海市诗》 董其昌书
明天启四年，袁可立在离任前夕所作的《观海市诗》中自序道：
“甲子春，方得旨予告，因整理诸事之未集，又两阅月，始咸结局。” [187]李民宬《癸亥朝天录》记载道：“天启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乙亥，留登州。军门（袁可立）以病上辞本，准回籍调理，大理少卿武之望代之。” [188]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公在登可三载，七疏归，归而魏焰益肆。” [189]首辅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抗疏乞骸，上意尤难其去，至七恳始得旨回籍。” [190]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公请告，疏凡七上，始得奉俞。” [191]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 [192]
同年御史结伙抱团轮番攻击 导致袁可立离职
登莱巡抚原为“三方布置”牵制后金而设，在袁可立莅任后，登莱遂成对后金发起攻击的强大海路基地，辽南成为明金战争的主战场，使登莱战略布置大大前移。天启三年上半年，袁可立策反后金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发动的政变使明朝不战而屈人之兵，收复辽南三卫大面积疆土的序幕就此正式拉开。正当袁可立欲借此筹划更大的战略攻势大有作为力图恢复全辽的关键时刻，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由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同年组成的小集团利用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蒲、昌城战报所产生的矛盾抱团攻击袁可立，最终导致其七次上疏辞职而下台，从此登莱防务由盛转衰，直至最终土崩瓦解。
最后为抗清而死的民族英雄黄道周评价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节寰袁公传》）首辅孔贞运更是指出在袁可立离开后“登州从此多事矣”。
尽管这场风波在开始之际就被天启皇帝旗帜鲜明地回怼和明确斥责：“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摶击”（《明熹宗实录》）。天启等于是以皇帝的身份进行了最高裁夺来为袁可立站台背书，对这位帝师进行力挺。但这股势力并没有因此知难而退，反而做大成势，纠缠不休。研究晚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末言官势力一旦抱团结伙，对朝政就会形成很大的压力，甚至对正常的军政事务造成纷扰和威胁。像万历那样的老牌皇帝尚且无力应对言官聒噪而几十年怠工不上朝，更何况是天启这样的少年天子就更是疲于应付了。
这些参与攻击袁可立的利益集团集中联合了至少六个人以上的进士同年或老乡，人员构成以同年加同乡为纽带，其中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兵科给事中方有度，其余依次进行攻击的是广西道御史宋师襄、河南道御史庞尚廉、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和山东道御史宋祯汉，上述这五个人全部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的进士同年，这种关系大抵相当于今天的老同学或者战友圈。其中除了宋祯汉是个著名的阉党，其余都是后来被指为活跃的激进东林党成员。从中不难看出，为了攻击袁可立，不但是同年、老乡联手，而且是东林和阉党也抱起团来。
根据对一些历史文献的爬梳追踪解读，可以发现这个率先对袁可立发起攻击的方有度是大有个人动机的，有利用自己言官身份官报私仇的嫌疑，这可能在揭示明代的一些言官在弹劾别人的背后并没有后来的东林舆论刻意塑造美化的那么高大上，他们可能在利用国家公器介入或者插手军政，甚至在挟私报复从中谋取个人利益。方有度（？－？）字方叔，安徽歙县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官至给事中（约相当于今天的ZJ委驻军委暨国防部纪检组组长）。史料记载此人擅长党争，攻击无虚日，后削籍归，在家赋闲而终，崇祯初年东林全面掌权后被追复原官。
方有度在万历四十四年攻击袁可立的同年小团体中是第一个利用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蒲、昌城战报一事对袁发起攻击的。仔细查阅当时的文献资料，发现方有度攻击袁可立并不完全如史料所载受毛文龙嗾使这么简单，而是方有度本人也有借此机会报复打击袁可立的深层次动机需求。查《明实录》，方有度在一年前曾经利用自己的大明风纪官员身份往袁可立属镇的毛文龙军中举荐安插过一个叫汪崇孝的武职军官，而恰巧这个汪崇孝很不争气，刚上任一个月就出了问题，遭到官员们联合举报，袁可立作为军区直接领导也向朝廷递交了这个由方有度举荐任职才一个月零十天的汪崇孝的糗事，汪崇孝因此受到了朝廷的严厉处分和追责，这个事使举荐人方有度很丢面子。既然你袁可立敢不给我这个大明驻兵部纪检组组长面子，那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老袁我记住你了，大概因此结下梁子被借机官报私仇的可能性不小。当然由于保存下来的资料很有限，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更明确记载。毕竟明史考证缺失的史料太多，更不屑说这些细枝末节了。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十八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陈制奴要著，…,…因荐加衔都司汪崇孝、加衔游击赵佑可助毛文龙，章下兵部。” [193]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六:“天启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登莱巡抚袁可立陈海上情实三事：一言管大藩兵已去而逃，一言汪崇孝兵未去而噪，一言王一宁兵愿去而忽生异说。乞下部酌议，以计万全。……汪崇孝大言不惭，御众无法。该抚（袁可立）称盐院已将本弁撤回。……汪崇孝姑准领兵渡海，戴罪立功自赎。上依议。” [194]
孔贞运《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枢辅檄淮上新募兵出海，而将卒不用命，遂哗于福山。公移檄抚绥，咄嗟哗解。因露章劾所部汪崇孝、管大藩等，奸弁丧气，磊壁森然。” [195]
方有度刚举荐过了一个月零十一天，汪崇孝就因为带兵无方致使所部哗变受到袁可立不讲情面的露章参劾，这是袁可立莅任登莱巡抚五个月后树立军威的一大板斧，没想就砍上了其背后保护伞大明纪检重臣方给事身上，这可能是后来一系列对袁可立弹劾围攻的导火索之一。
这个攻击袁可立的团队中还有一个四川道御史李乔仑，和上述五人并非同年关系。李乔仑没有考中进士，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科举人直接步入仕途的，但这个李乔仑是陕西西安高陵县郭下里(今鹿苑镇)人，和上述五人同年中陕西铜川耀州城（今铜川市耀州区）宋师襄的家相距43公里，放在全国看已经是近老乡。碰巧的是《两朝剥复录附校正·上·卷之二》明确记载了李乔仑加入到这个言官团伙中攻击袁可立是受其同乡宋师襄的唆使和操纵，原文是“语具师襄传意，乔仑劾之”，就是说是宋师襄授意指使，李乔仑操刀攻击袁可立，诸多的细节在透露出这些冠冕堂皇的东林文人的私下动作。还有一个巧合也值得注意，就是李乔仑和宋师襄两人和袁可立的继任者临潼阜广里广阳屯(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广阳村广镇堡)的武之望也都是近老乡。宋师襄的家距武之望42公里，而李乔仑的家距武之望只有19公里。现所知袁可立和武之望同为万历十七年进士同年，其他关于二人的关系并不详知，这种隐藏在历史文献里的巧合和关联也给人带来思考。
当时全国科道风纪官员一两百号人，而攻击袁可立的言官们全都集中在一个由同年及老乡抱团组成的小圈子内，即使经历数百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小团体的人员构成也显得有点难堪和动机不纯，难道除了这几个同年外其他科道风纪官员就都没有这个小团体有先见之明和职业责任心。当然，几百年后的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和理由来举证说这么多的同年组合成一个小团体在关键时刻出来抱团攻击一个政绩良好的战区巡抚并最终导致战区防御体系垮台崩溃有什么不可以或违法之处，只是几百年后沉淀下来的历史轨迹就是留下了这个很尴尬和耐人寻味的事实。而且这种攻击的强势竟然能直接对垒天启皇帝喋喋不休达数月之久，最终导致天启帝师袁可立辞职下台。但袁可立去职后给登莱战区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却不可小觑，直到毛文龙被杀以至登莱兵变使登莱防务彻底瓦解。崇祯六年冬，闻变后的袁可立心力交瘁在睢州老家溘然长逝。
其实明朝言官干政的弊端早就有所暴露，早在万历十七年二月（戊寅朔）庚寅，兵科左给事中胡汝宁在奏疏中就对言官假公济私搬弄是非的行为进行过揭露和警示：
“谋国输悃者固有，而文奸饰诈者十常六七。甚则报复私仇，混淆邪正……” [196]（《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八》）
熊廷弼更是愤怒指出言官不懂兵事却对疆事横加干涉的危害之大：
”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197]
只是一些历史现象总是在不停轮回地被重复上演着。
袁可立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在苏州为推官六年，又在北京西城做巡城御史二年，斩杀弄臣，平反冤狱，被百姓称为“袁青天”、“长安真御史”。袁可立居乡为乡贤，居官祀名宦。在苏州府名宦祠和历代清官狄仁杰、白居易、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同列并祭，其中袁可立是明清两代二百多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被入祀的七品小推官，可见袁在早期就是一个十分出色的风纪官员。后遭罢官，晚年复出后遭遇辽东危局，担任天启侍班帝师期间受知遇之恩，蒙帝特简重托，临危受命出任登莱巡抚。收难民，练辽兵，再次成为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特祀的一任巡抚。作为一个在乱世中支撑危局经营“征东军务”的“袁军门”，百年后能受到登州百姓如此抬爱，再次证明这是一位难得的好官，因为入祭名宦一定是百年以后的事，完全凭其官声而定。在河南睢州故里，袁可立、袁枢父子都被崇祀乡贤祠，也许正是这种耿直任事不营党派的作风和性格才是造成被一些激进党争人士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深层次原因。
《苏州府志》袁可立和海瑞、于成龙等并列同祀名宦祠
言官抱团攻击袁可立的这个时间点恰恰是袁可立任职以来最辉煌的战果收获关键期，一旦自此做大后这支明军铁师不能为某些党争利益集团所用可能才是一些言官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根源。袁可立考虑的是平辽，激进言官眼里惦记的确是利益和党争，这可能是道不同难以与谋的根源所在。
袁可立身陷东林和阉党两面攻击的尴尬
包括丧服和喜服换着穿给喜宗哭丧又给九千岁立祠两不误还大言不惭高喊“士类共羞”的著名阉党宋祯汉也一并加入到攻击袁可立的言官行列中，说明这帮人为了眼前利益已经放弃党争，实现搬倒袁可立这个共同的现实愿望，这其中一定为某种更大的利益裹挟着。
天启三年秋，攻击袁可立的人中既有东林也有阉党，而且东林还占据多数。要说魏忠贤一党因为违制干政和袁可立的儒家正统不能相容还可以理解，而最终掌握话语权自我标榜道德制高点的东林党为什么也和袁可立过不去呢？从东林党的人员构成看不少是代表了当时工商业和地方财团贵族阶层利益的，私人团体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或许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和矛盾，这可能也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袁可立早年在苏州为官七年，对江南地主阶级垄断国家资源巧取豪夺国有资产的弊端是有充分了解的，当年轰动朝野著名的“湖州案”富豪劣绅董份和范应期案就是袁可立主审的。其在晚年复出后提出的“七议疏中”涉及盐铁之利由朝廷专营这一条更是他胸中酝酿多年的财税方案，所以他在晚年复出后镇对辽战所提出的七议疏极力主张“朝廷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九边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就这一条就从根本上触犯了代表大地主和商业财团利益的东林党要员，要知道盐铁、矿产这些战略资源，在当时是很多富豪权贵的滚滚财源，袁可立要求国家专营垄断这些资源就等于是和权贵阶层争利，东林的激进保守派官员从骨子里能恨死袁可立。
袁可立是整个辽战过程中少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的战略指挥官，继承了戚继光“水师先习陆战之法”，组织两镇明军对后金进行奇袭和登岛夜战，可以称之为中国“海军陆战队”的先行者。在收复金州和旅顺后，后金占领的南四卫除海州外的大部分疆土被收归明朝版图或流动游击战区范围，在海上开辟了事实上的辽东第一战场，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连成一线，把后金封锁在狭隘的险山疆域间，使后金既不能跨越辽西，也无法在海防线上威胁到明朝的国防安全，在辽南形成了一道牢固的军事屏障，令明朝两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和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大大向后金老巢方向推进了前沿战略布置。有东林身份的首辅孔贞运在给袁可立所作的盖棺定论中写道：
“客兵尽汰，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入虎穴焚岛巢，则主济楼船之水军也！……孰使十六年来，海无传烽，亭有卧鼓，则惟公之赐。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而今已矣，惜哉！” [198]
可以看出这个崇祯年间的东林首辅对袁可立在崇祯初年没有继续复出任事是深感痛惜的，这痛惜，是来自这位首辅对大明江山的殷殷深情，因为后来这位榜眼出身的孔相爷在崇祯自尽煤山后就因哀痛哭死殉国了。
袁可立一生正直立朝不结党，是古代社会典型的清官廉吏。严峻的辽务形势使袁可立厌烦党争，是根本不赞成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参与激进党争的清流务实派人物。晚年的袁可立反对“比非植党”也和为党争而党争忙于选边站队的激进东林人士格格不入。当然，不结党站队本身加上其耿直立朝不屑阉党也已经和魏阉一党势难两立，如此种种都形成了东林和阉党利益集团结伙攻击袁可立的尴尬现实。而且从袁可立的东林朋友高攀龙的书信里，是可以看出东林党人对袁可立的高度看重和争取笼络痕迹的：
“今天下难联者人心，难得者人才，难鼓者士气，得老公祖一点真精神不难矣。……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 [199]
“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 [200]
不过从后来的结果看，袁可立最终并没有应邀参与到激进东林党争中来，反而是以“比非植党者愧”。
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庞尚廉在攻击袁可立的奏疏话术中所针对的目标就已经不单单是袁可立了，直指为袁可立站台的朝廷乃至明帝，足可见一些激进东林党干涉军政的跋扈程度是甚于阉党的。
“夫登抚诚不可裁也，可立竟终不可去乎？可立去而旡，登者遂无人乎？奈何以不可裁之说持为护身之符也？”（《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
这意思就是说即便登莱巡抚不可以裁撤，也完全可以换上一个比袁可立更合适更令我们满意的人选呀，这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真实目的也并不是真要裁撤登莱巡抚，我们就是打个幌子非要搞掉袁可立不可，袁可立不下台，我们就会一直闹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那么朝中究竟是哪个人把“（登抚）不可裁之说持为护身之符”了，这话到底是说给谁听的？查《明实录》见东林大佬辽战最高指挥官坐镇关宁的孙承宗督师在此前曾有过一道得到过天启皇帝首肯和批复的奏疏：
“ 天启三年十二月壬辰（初七），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言：目今文龙累有捷报，既成牵制之功，再得登镇与觉华为备，则其势更大。伏乞皇上敕该部分部两镇汛地，酌给登镇（沈有容）兵丁，敕登莱抚臣（袁可立）用心料理，仍令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得旨，登莱巡抚官（袁可立）料理海上岂可遽裁，袁可立已有旨，著尽心任事。 ” [201]（《 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二》）
可以看出，最后是天启皇帝说“登莱巡抚官（袁可立）料理海上岂可遽裁，袁可立已有旨，著尽心任事”的，而这个提议是资深东林大佬孙承宗这位剿总司令说了以上从辽战全局出发的战略建议，可见让袁可立继续任职是明廷的集体结论。而且以后的历史证明朝廷的这个决定是英明和卓有成效的，也没有再见到庞尚廉等激进言官们所说的“可立去而旡，登者遂无人乎？”，并没有见到他们所推出的更优秀人选来替代袁可立扭转登莱危局和辽南战事乾坤，直到大明灭亡也没有见到他们推举出来更优秀的人选重振登莱扭转辽战全局。
我们只是从历史文献得知，袁可立在轮番攻击下迫不得已七次上疏辞官，然后换上了新任登莱巡抚武之望，这位妇科名医一上任就开始和毛文龙爆发尖锐冲突，互掐撕咬不依不饶，严重影响到登莱防务大计。无法开展工作的武巡抚很快就被朝廷强制调离，从此登莱防务再也没有恢复到袁可立在任时的盛况。直到大明灭亡，这帮人一直吵闹不止。最后是树倒猢狲散，降的降，死的死，在历史的大结局下才算强制消停下来，即便在后来清修《明史》中仍然可以发现这些东林文人自以为是的自传体粉饰历史片段，甚至把南明相国马士英抗清殉国的真实历史都抹杀欺瞒作伪改写了。
茅元仪《督师纪略》收录有孙承宗的奏疏，孙对朝中“浮讹腾嚣，攻讦不休，殊为痛绝”的言官拨簧鼓舌，高坐啸谈，遗害边疆的行为进行过猛烈痛斥，可见孙也是被挂出来当牌位的脸谱东林党，实际上未必热衷参与激进党争。当时的一线军情之艰危，远不是后方喷子愤青所能随意想象的，从孙承宗和袁可立的羽书旁午可略窥一二：
“世人喜掩耳盗铃，而耳竟不可掩也。……以大将军（沈有容）旗鼓仅三千余，自是难责。”（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 [202]
当时受制于长年战乱捉襟见肘的国力，沈有容手下这三千机动兵卒投之于辽海各岛间分兵布局，就是杯水车薪。袁可立调度之难，爱将之切，上报了沈有容金州之功，而没有上报毛文龙注水的“满浦、昌城之捷”反成了授人以柄的喷唾。这些不知者无畏的同年言官抱团攻击，直接影响到了大明兵部的方寸和布局。从孙袁二人书信中，也可看出其中的搅扰痕迹种种：
“庙堂以此鹘突了事，真可浩叹。登饷岂可去，司马曹胸中无九边，而瞠目臆谈若斯矣！”（孙承宗《答袁开府节寰》） [203]
连大学士孙承宗都认为这些外行看官整天高谈阔论瞪着眼说瞎话，这里孙督师所谓的“司马曹”，应该就是率先攻击袁可立的兵科给事中方有度。而且袁可立当时的很多戎机事宜都是得到过大明首辅东林党首叶向高首肯认可的。
明 叶向高《后纶扉尺牍十卷·答袁节寰抚台》：“此兵未必足以诛奴，而庶几望以牵制，则门下之见确矣！”
其实东林和阉党也是后来被过分脸谱化的产物，未必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非此即彼这么个比较极端的形象团体。
袁可立不是“党员” 是清流务实派实干家
更多的研究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袁可立究竟是什么党，为什么两党中都有人攻击袁可立？以此极力想为袁可立选边站队。
近年来，随着一些被清代定性为禁毁资料的历史文献被逐渐发掘，那场被清修历史故意隐藏几百年由袁可立主导的辽南战争的盖子逐渐被揭开，而在袁崇焕和毛文龙等系列历史问题上又掀起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空前争议，尴尬的是袁可立这个被隐藏几百年的辽战英雄人物也再成争议双方用来攻防的工具性人物，或粉或黑，嬉笑怒骂全凭自己所粉黑的主题而定。粉袁崇焕的人举证袁可立曾经“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以证明毛文龙排斥清流，袁崇焕双岛斩帅是合理正当的。而粉毛文龙的人则又举证袁可立曾为毛文龙募兵请功：“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三朝辽事实录》）且又斥责“会□□（老酋）死，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并因此被阉党“勒俾致仕”，以证明袁可立从心底支持毛文龙并反对议和，毛文龙是牵制得力卓有成效的将帅，并在很大程度上配合南卫反攻执行袁可立的战略方针。崇祯年间的袁可立更是“公自此绝意仕进，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而不屑于官场的是是非非，从此不入官场。
天启帝驾崩后，东林党大获全胜，年轻的崇祯帝钦定逆案，发动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铲除阉党运动，按照当时所能追溯罗列到的所有和阉党有交集的奏疏点赞和题词称颂的蛛丝马迹进行了清算彻查，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以数百计，大批和阉党有往来的官员纷纷中枪倒下。而袁可立因和阉党无交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事后还被民族英雄东林人士黄道周称颂为“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并且为袁可立铭墓的首辅孔贞运和撰写像赞的倪元璐等也都是著名的东林党员，不过在现今所能查询到的东林党籍名录中，也找不到袁可立的名字。
袁可立的党籍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和探讨，现今所能见到的绝大多数文献资料记载其在立场上和阉党是对立的，但也有处江湖之远有东林背景的民间资料《剥复录》记载其和阉党有交集的。在后来的修史过程中，东林党一党独大，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和话语权，加上满清的“文字狱”及一些东林贰臣的自我修饰影响，一些关于东林和阉党的历史事件后来就被大大扭曲扩大化，而后来的文人更是随意把阉党问题作为一个脸谱符号发挥到极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有点类似于上个世纪的文革和右派事件。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记载袁可立“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这可以看作是袁可立反对“比非植党”根本不热衷参与党争的最原始权威资料了。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晚年复出后的袁可立公正立朝，没有私心也没有结党的需求和欲望，但在基本立场上天然反对魏忠贤违制和干政，其思想行为更接近东林党，但严峻的辽务形势又迫使其厌烦党争而埋头实干，所以又和激进东林党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戎机之繁使他没有私欲，也没有结党的需求和动机。
记载其倾向东林党的资料有：
与袁可立同朝为官的董其昌在《节寰袁公行状》中记载道：“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窃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袁可立）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袁经略遣人为□□ 吊祭，公恨其辱国非计，颺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马（崔呈秀）闻之逆珰，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204]
东林人士黄道周在《节寰袁公传》中记载道：“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公在登可三载，七疏归，归而魏焰益肆。……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以此失魏崔欢。……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205]
首辅孔贞运在《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中说：“适当阅视三殿大工，逆璫谓其轧己，俾逻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而无可乘借。推南户部尚书，传票致仕。” [206]
更有东林党领袖人物高攀龙在与袁可立的书信《答袁节寰中丞（二）》中说：“事穷则变，变则通，如之何坐而待斃也？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 [207]
可看出左都御史高攀龙对袁可立的殷殷之情。记载不胜枚举，可以籍此看出袁可立和东林党要人密切过往的痕迹种种。
清代，被后世赞为作史中肯又曾参与纂修《明史》的总裁官汤斌应该是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未经“文字狱”完全清洗的部分明代原始档案的，他在自己纂修的《睢州志·袁可立传》中更是记载了袁可立和阉党对抗的言语细节：“时逆珰窃柄，可立叹曰：‘此非挂冠神武门时乎！’廷推南部，珰以可立有意远已，於是加尚书衔，致仕。” [208]而且这个细节和作为当朝当事人的董其昌为袁可立所作的《疏林远岫图》题词“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所述内容是吻合的。
记载其和阉党有交集的仅见一例野史孤证资料《两朝剥复录》，且没有注明任何资料来源。
《两朝剥复录附校正上卷之二》：“天启五年十一月，袁世济升兵部左侍郎，袁可立起兵部右侍郎。 可立为御史李乔仑劾归，夤缘复起。
袁世济无考，疑“袁”字为“唐”字之误也。世济为兵部右侍郎，见上，此自右改左，削升字疑作转，俟考。可立以天启三年为登莱巡抚，宋师襄曾疏论其当去不去。语具师襄传意，乔仑劾之。在后始谢归，又以媚珰故复起用兵侍也。乔仑见上。” [209]
《剥复录卷之三》：“天启六年十一月，以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接忠贤馈遗甚厚，可立见二卷。 ”
按《剥复录》作者吴应箕是典型的东南籍东林中人，其眼界也必然受限于偏激的东林视角，且一直居于民间，庙堂事本非其亲身经历，且上述两段资料并没有按照其作书的一贯原则“不去描述事件，而是用各种各样丰富详实的档案材料，主要是群臣的奏疏来说明问题，使清浊自现。”恰恰上述两段关于袁可立的记载内容完全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或源自道听途说或根据东林党争的喜好臆想闲谈均未可知。
首先是袁可立任职登莱巡抚的时间是天启二年四月，并非其所谓“可立以天启三年为登莱巡抚”，并且袁可立在“天启三年十月初六日癸亥就已经被“叙东省平妖功，袁可立进兵部右侍郎。”（《明熹宗实录》）在当时辽战将才奇缺的形势下，朝廷曾公开发榜文要求廷臣大力举荐知兵之才备选应急，袁可立任职登莱三年连复失地后金不敢越辽西本来就已经是明金交战以来十分罕见的战绩奇捷，由少司马衔巡抚“用廷推起兵部右侍郎”属于平级任职再正常不过，未必只要是袁可立升转调职就一定需要“以媚珰故复起用兵侍”。查遍登莱十四任巡抚，除个别谢事或身殉者外，大部分登莱巡抚离任后都是官居枢贰或升转部堂，这太正常不过了，怎么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因成绩优异成为唯一入祀登州府名宦祠的一任袁可立以”廷推“平用个兵部侍郎就非得夸张到“以媚珰故”才能升迁呢，况且也不列明消息来源。
再者是“天启六年十一月，以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接忠贤馈遗甚厚”条的记载也是错误百出，作者连因为受到阉党阻遏袁可立并未得以成功出任“南京户部尚书”这一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就跟着为黑而黑。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八：“天启六年十一月庚寅，吏部推兵部左侍郎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得旨：著加衔致仕。” [210]谈迁《国榷》：“（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辛卯，刘廷元为南京兵部尚书，兵部左侍郎袁可立进尚书衔致仕。” [211]
《四库全书·东林列传》:“（天启六年十一月）己丑，赐魏良卿宁国公铁劵。袁可立致仕，以刘廷元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212]
这个时间段袁可立正任兵部左侍郎，因南京户部尚书出缺九卿科道官就公推袁可立出任，然又因为袁可立忤逆魏忠贤而遭到阉党阻止，结果未及上任就被魏忠贤“进尚书衔致仕”直接撸官了，这个《剥复录》作者还以为是魏忠贤保举袁可立顺利当上南京户部尚书并光荣上任了呢，都是些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上述这两段资料来源不详又颇多舛误，而作者吴应箕当时不过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未经贡举，也没有亲历和参与过天启朝政事，所以我们对这段和大量当朝当事人文献资料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孤证资料只能存疑待考，有待更多的文献去佐证和厘清始末。或《剥复录》在明末清初东林圈子流转和传抄过程中已经夹带私货混入大量真伪难辨的伪托内容亦未可知。另有作者和年代均不详的《邪氛集》和《剥复录》此项内容雷同，或为相互抄袭摘录，无考，兹不赘。
在天启年间，魏忠贤一党作为代表皇权利益的实权派，在天启后期确实是通过非制的形式参与了军国大事的决断，袁可立深处其境而不丧失知识分子的大节为魏忠贤“赞导、词讼”甚至“建祠”就已经算是难得的清流，而且袁可立是在天启六年殿工加恩的高官名单中仅有的被阉党直接罢官出局的，和袁可立同朝共事过的史官董其昌在当时很多当事朝官都还健在的情况下就非常明确地为其撰写行状记载了袁可立“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窃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袁可立）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大司马闻之逆珰，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 [213]（《节寰袁公行状》），足以说明袁可立对魏忠贤的违制之举是有高度警惕和忤逆的，并最终惹恼了魏忠贤而再遭罢官。即便袁可立归里后，也仍然担心魏忠贤不肯放过自己，“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始奉旨驰驿归里，尤惴惴焉，恐逆珰之不忘也。” [214]明梁云构《袁环中詹录锦旋序》：“及大司马得请锦旋，主上惠念勋劳，加爵赐传，复密谕大臣，俾环中（可立子袁枢）题差伴司马以归祖者，供帐相属，行道呵殿相闻，都人荣之。” [215]从这段天启帝秘密安排其子袁枢特批告假专程陪护荣归故里的父亲袁可立给以突然惊喜的动人情节看，天启帝和袁可立是有着不同一般的帝师并君臣关系的，这可能也是魏忠贤最终不能加害袁可立得以完身而退的一个原因。
对于袁可立的上述经历，董其昌非常惋惜地记载道：“不于毛帅、魏珰之世，得独任行意，展布四体，韩、范功名，岂顾问哉！”言下之意就是袁可立如果没有遇到毛文龙和魏忠贤这样的特殊遭际，建立韩琦、范仲淹这样的丰功伟业是不在话下的。
袁可立早年因为锋芒太露遭贬官回籍二十六年，大好时光成为蹉跎。论其一生，“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讨厌党争想在任上集中精力做点事也许是最接近其晚年人生的真实写照。正因为袁可立不参与激进党争才引起了激进东林的忌恨与不满，不过这从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他埋头辽务节镇登莱的最好战绩。
天启末年，魏忠贤一党作为当时帝国利益代言人权势达到了顶峰，袁可立的进士同年高攀龙及大批故交同僚相继遭受迫害，在东林处于极端低潮的危亡关头，袁可立一如既往与东林党高层人士频繁高调交往，甚至东林党魁高攀龙在临终前在给袁可立的诀别信中说“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可以看出字里行间是有遗言和托付性质的。这在所谓的阉党看来，袁可立就是顶风违纪和自己明火执仗对着干，又天然具备了东林党特征，最终招致阉党排挤出朝被罢官也就成了必然。但仍然不能说这时候的袁可立就是标准的东林党，因为在非黑即白的激进东林看来不和自己明确选边站队搞党争闹个天翻地覆的袁可立又太像阉党了，亢奋状态的东林非此即彼，所以袁可立受到东林激进派攻击也不足为怪。袁可立什么党都不是，同时遭受两党排挤，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正是想沉下心来干点实事的袁可立当年处境的窘迫与尴尬。再者所谓东林和阉党也并没有现在的党派这么标配和典型，不过是当时背景下一种争权夺利的结社需要，被后来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过分归类脸谱化了。
同样，从时下袁崇焕和毛文龙的两个历史人物的争议小氛围看，袁可立在这个小范围粉黑圈中的历史现实环境与天启年间党争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和尴尬之处，这种小氛围的尴尬也许会令今天的袁、毛粉们更容易理解袁可立在几百年前历史旋涡中的孤独和难堪。袁可立因为反对袁崇焕议和全力支持毛文龙而受到毛文龙粉的高调拥护，但他最后又因彻查毛文龙掺杂水分的战报而引起的风波又使一些激进毛粉所不能接受。同理，绝大多数的理性袁崇焕粉对袁可立的积极海防战略和主动敢战精神是予以高度肯定的，但袁可立作为所有登莱巡抚中对毛文龙支持力度最大这个客观结果和角色又使袁粉对袁可立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至今可以看到两个粉黑圈中的一些极端人士完全不顾史实和证据，凭自己的好恶一厢情愿地来制造历史给自己的人设目标造答案做填空。实际上所谓袁粉和毛粉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完全是清代“文字狱”篡改破坏中华历史后一种余脉惯性和自发修复辩证过程的产物。放弃片面粉黑，重视考据和历史本源，重回中华民族历史大家庭求真务实寻找符合史实的终极结论才是历史科学的最终归宿，人为设定心目中的标的你粉我黑反复不已不是历史研究正途。肯定毛文龙特殊形势下不可或缺的牵制作用，不代表毛文龙没有问题。同理，否定袁崇焕中敌之诱擅杀大将的行为，也不代表袁崇焕就该为明末文武不协的所有体制弊端负全责，凌迟之刑于督师过于惨烈，有些锅也不是他一个人能背得起的，钱龙锡尤其应该分担相应责任。
是是非非，各有所见，但沉淀下来的历史客观却无法改变。袁可立作为明清两代苏州府两百位小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和文天祥、海瑞、于成龙等清官大吏同列不朽，晚年又成为登莱十四任巡抚中唯一被登州人民祭入名宦祠进行特祀，两为地方官复入名宦祠，可见其官声之好，所到之处万民称颂，最终铸成了袁可立为宦生涯的清官廉吏丰碑和军事战略家定格。而后来陆时化因为收入袁可立行状文遭受清朝毁版和牵连的《吴越所见书画录》等敏感事件又使袁可立的诸多事迹长期湮没在历史的沧海中不能为世人所知。
明 袁可立雕像
明亡的原因非一言所能尽，但抛开清朝“文字狱”左右话语权先入为主的狭隘和片面史观，让我们重新根据历史文献来梳理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党争绝对是加速明亡的恶兆和毒瘤引擎。凭心论事，如果都能像袁可立那样把国家正事干好，少高谈阔论，少党附阿谀，做到远离“比非植党”，则明朝国祚尚不至此。
2016年睢县袁可立研究会现场图
袁可立晚年归里后，每遇“客有谈中外事，虽汜然不应，而眉端隐隐有蹙容。” [216]退休后的这位大明军事高人或已看到无力回天的定局，虽身不在朝却心系家国。崇祯六年发生登莱兵变，防务土崩瓦解，对于亲手打造海上防务体系的袁可立而言打击是重大的。旅顺失陷后仅仅三个月，心力交瘁的袁可立于当年十月十一日薨逝于家。“天子震悼，愍恤示眷”，大明首辅孔贞运亲为铭墓。
2019年复修袁可立墓碑（商丘报业传媒李瑾瑜摄影图片）
崇祯十七年十月，袁枢“佥谓才可御乱，特授本省布政司参政（从三品）道。”（田兰芳《袁赋诚墓志铭》），以例诰赠枢父袁可立、祖袁淮各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从一品）。（见《睢阳尚书袁氏家谱》）
睢阳尚书袁氏袁可立世系略图
袁可立历史研究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赵亚军博士在其学位论文《擘画海疆：袁可立巡抚登莱研究》中写道：“袁可立在晚明曾深度参与了明、金（清）辽东战争并构建了明朝登莱一线的海防体系，但目前关于袁可立巡抚登莱的研究在晚明军事史中却是处于一个被忽略的状态。……袁可立接任登抚后以登莱为中心，对熊廷弼之‘三方布置’战略进行了调整与进一步完善。……晚明以袁可立为代表的一部分务实派疆臣，针对天启年间遭遇的军事危局曾发起过一场军事变革，并利用自己所担任军事要职的便利切实践行了新的军事战略。……袁可立于登莱主动出击进军辽南与后金展开对辽东半岛的争夺战，约降后金将领，收旅顺、复金州，短时间内多次挫败后金反扑，并在旅顺建立起了进军辽南的战略跳板，一时登莱海上之师初露锋芒。袁可立于海上所取得的战绩，扭转了明朝的战略颓势，明朝上下为之侧目，登莱一跃成为一方重镇。……但由于党争、文武不协以及关于‘撤海’纷争等各种因素的出现，……袁可立在奠定登莱防务格局之后被迫退场。虽未能久任，但其在天启初年所营造的战略局面，却得到了明人的首肯。崇祯年间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袁可立离任后）论及辽事时言道‘今人漫说‘复辽’，‘复辽’二字在天启初年（袁可立秉钺辽海时期）尚可，到今日断难轻言矣。’ [217]” [218]足可见袁可立在明清战争格局中的地位之举足轻重。
近日，为弘扬和继承袁可立清官廉吏精神，再现一代明末将帅风采，河南省暨睢县人民政府投入亿元巨资拟复修维护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家山，将再现和展示袁可立生平及抗击外敌的英雄事迹场景，打造融保护、展示、科研、教育、憩息于一体的袁家山文化园项目。
辑袁可立辽南战事，或写或辍，历时三载。为明清战史补白，替明军三年吐气。满人蜷缩一隅，三年不敢西顾。有此一节，足证明金对阵史上明军也有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歌辉煌。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辑录和展示一段明末历史资料和文献，再现和展示历史上这一强烈存在而后被清廷刻意封杀的历史话题，抛砖引玉，补史料之阙略，为更多的研究者做嫁衣。（作者 司马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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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明 梁云构《豹陵集》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1631）本。
【2】清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1913年）二十五日（四月一号）晴。……吴县陆时化《吴越书画所见录》。陆，字润之。书成于乾隆丙申。……全载款识题跋图注，用赵松雪体写小楷付梓。全书一笔不率，精妙无匹。陆录跋中言，此书成时，陆先生自写精楷锓板，其中有董思白《岳庙碑》、《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先生急取板稿尽毁之，已印行者收回，而尚有流落人间者。今神州国光社得其原本刻印，此书始现于世。……想其时有未经收回者，藏书家亦刓缺以避祸耳。雍、乾间文字之祸，可见一斑。”
【3】（清）汤斌《汤子遗书》卷4，《寄示诸子家书》。
【4】（清）汤斌《汤子遗书》卷首，《汤斌年谱》第47页。
【5】】 （清）汤斌《汤子遗书》卷4，《寄示诸子家书》第245页。
【6】复旦大学赵亚军博士论文《擘画海疆：袁可立巡抚登莱研究》
【7】《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三十三 天启三年四月（二十九）戊子 登州巡抚袁可立上言：“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傥为封疆多事，兵戈宜戢，亦宜遣使宣谕，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亟讨篡逆之贼，复辟已废之主。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
【8】谈迁．国榷．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1958年：《国榷》卷八十五：“天启三年五月十二日辛丑，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朝鲜废立：四月十八日毛文龙据朝鲜议改钱弘等云。三月十三日，奉太妃命以李倧权国事。夫李倧弑逆，长此安穷，当极为申讨。但封疆要事，民力不给，即当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讨逆复辟。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诏。令祗奉国妃，如国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
【9】朝鲜．朝鲜王朝实录．1676）（清康熙十五年/肃宗实录二年)：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二年：“第念当初因袁可立题本，礼、兵两部奉旨计议，委送登抚游击李惟拣、毛鎭中军陈继盛等，来我査访，陪臣李光庭、李守一等七百二十馀员呈文，先陈光海斁灭彝伦，自绝于天，次陈仁祖大王扶植民彝，迓续天命等项节次，明白痛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杨艳秋．《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天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2
【11】春秋馆史官．．清代：朝鲜王朝实录/显宗实录/十五年（1674）卷二十二/七月/29日(P.42-1) ○辛卯/告讣使兪瑒，书状官权瑎，自北京，回还。瑒启曰：“臣还到沙河驿，上通事全天杓，潜以一小纸，来告于臣曰：‘幸得誊出《淸国实录》。’臣开视其所寿文书，则乃癸亥年间，登、莱巡抚袁可立，听文龙之嗾，诬毁癸亥反正之擧，极其诟辱者也。窃观数行文字，不过誊出闾巷间册子，而敢称实录秘藏，已极欺诈。臣卽示书状及一行员役，以杜日后譸张之弊，欲为烧毁，而若使彼人闻之，则必致大疑，不无生事之端，故止之，而坚封还授，使之密藏。
【12】春秋馆史官．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 1676年：“第念当初因袁可立题本，礼、兵两部奉旨计议，委送登抚游击李惟拣、毛鎭中军陈继盛等，来我査访，陪臣李光庭、李守一等七百二十馀员呈文，先陈光海斁灭彝伦，自绝于天，次陈仁祖大王扶植民彝，迓续天命等项节次，明白痛陈，惟拣等取回口述，幷我国公文具奏，则阁部详覆内：「惟拣语言，与结状内事理相符，臣民拥戴，已经一岁，迄无异言，人心所在，卽天命攸归。」 云云。 厥后 袁可立奏本：「废君自绝于命，昭敬王孙，聪明仁孝，宜为嗣君。」 云。前谩见，直已较然矣。 ……毛文龙构诬之言，无所不至，致令传播于中朝，竟刊于史册，至有不忍闻之语，岂不痛哉？或以为事异曩时，不必辨明；或以为所谓《明史》，不必为国史，不须陈卞。而但元朝脱脱所修之《宋史》，即为传后之信史，亦安知今日所修之《明史》，独不留传于后世乎？”
【13】萧奭．永宪录：萧奭，清：永宪录 卷四：“登莱巡抚袁可立于四月十八日接援辽总兵毛文龙咨帖内称。朝鲜议政府左参政朴弘绪等申前事。奉前王太妃懿旨。历数珲恶。备将情节具奏天朝。移咨转奏该卑职申详。陵阳君乃昭敬王之子定远君所生第一人。自少聪明仁孝……。可立具疏言。珲袭爵十五年。未闻大过。自辽兴师以来。供饷助兵。慕义效顺。如果不道。应候朝廷处分。今以臣篡君。以侄杀伯。所当声讨。如果出于妃命。亦当避位待命。又闻朝鲜举国俱畏东兵。惟珲念昔年御倭之恩。思报中国。致罹今日之变。”
【14】同【6】
【15】河南通志馆《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河南开封，民国二十二年。《历代方志集成》河南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今睢县行政公署为清之洛学书院，然本明袁尚书可立故宅也。东西临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皆距大门五十步之遥，略如公署辕门式。其东‘三世司马’坊，清光绪十八年州牧王枚以坊上石条将坠用强硬手段拆去，尚书后人上控数年，详见坊珉条中。”
【16】明 茅元仪《督师纪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36 册：“而又遗书登抚袁可立，使激登帅沈有容自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17】明 孙承宗《高阳集·又答袁节寰中丞》。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本。“……杨弁何如，能如旧弁支撑北岸乎？ 今岁似有机括，愿兄努力好为之也。如祗从世语，谨防南岸，料非豪杰手所甘心矣！袁进等有欲，弟调来者可乎？兄为弟密言之。”
【18】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3年。
【19】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
【20】上海复旦大学，2021年，赵亚军博士论文《擘画海疆：袁可立巡抚登莱研究》：加之“文字狱”愈演愈烈，袁可立事迹多与清入关前史事有涉又曾约降后金高级将领，颇为清朝当局所忌讳，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清朝史官对袁可立的历史书写，进而导致其在《明史》中无传。在袁可立被正史遮蔽的同时，曾经在地方场域中处于士绅阶层核心地位的袁氏一族，随着家族的式微而逐渐边缘化，……当清朝文网渐密，“文字狱”愈演愈烈时，在地方士人中引起了巨大恐慌，袁可立作为“文字狱”受害者，其文集不存……。
【21】明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卷36第1882页天启三年七月甲寅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2】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72页.南京:南京政治学院
【23】明 王铎《拟山园选集·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24】明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选自清 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选自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5】明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选自《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8辑《黄漳浦文选》.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
【26】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1637年.
【27】明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乙丑•九月至丙寅正月止，十一月，第376页.江苏: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私藏本,1930年。
【28】明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9】明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二十一:"天启二年四月乙亥，升光禄寺少卿李邦华、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山东左布政使李从心、山西右布政使佘自强俱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邦华巡抚天津，可立巡抚登莱，从心巡抚宁夏……”。
【30】明 朱由校《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诰命》.北京:翰林院,1623年.“庆既，覃于流虹恩，宜颁于秉钺。尔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兼管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31】梁云构.豹陵集.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1631），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
【32】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1637年。公三疏力辞，准免本身纶诰，旨云：“屡辞殿功加衔，特准所请，以成清尚。奏内被挫颠末，知道了。”公受上眷知亦深矣。
【33】施润章.登州府志.山东登州:登州府,1694年:《登州府志·卷二十五·文秩一》。
【34】李民宬.《燕行录全集（第一辑）》第六册·癸亥朝天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
【35】施润章.登州府志.山东登州:登州府,1694:《登州府志·卷十学校·祀典附》：“明：登州知府周斌……（见旧志，今增入）、登莱巡抚袁可立、登莱道周之训、蓬莱知县邢琦、登州副总兵沈有容。”
【36】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1637年:是年四月，上念公劳苦边事，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
【37】施润章.登州府志.山东登州:登州府,清顺治十七年.
【38】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上海古籍出版社,1655年:“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 ……
【39】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1637年.
【40】朱由校.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诰命.北京:翰林院,1623年:“ 制曰：……尔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兼管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41】张岱.石匮书后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女真乘其无备，以纊骑四万袭之，镇江复陷，文龙走朝鲜。壬戌三月，兵部议‘毛文龙寄身海岛，如有应援，可出其不意，潜师捣虚。
【4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43】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熹宗实录卷之二十三 天启二年六月（初三）丁卯铸援辽总兵关防给毛文龙。…… ○天启二年六月初四日戊辰，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
【44】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5】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
【46】梁云构.豹陵集.金陵,崇祯四年（1631）:《豹陵集》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长城克壮，更呼吸岛帅，驶千帆继其糒。上思帷幄臣，乃使使召先生入赞戎枢，授策海外。每出奇兵，馘俘累累。先生封之，京观岳如也。
【47】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8】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去□矶岛四百里，逾铁山联广鹿岛，公设骁将一，守备一，兵三千，造艅艎为海防。”
【49】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50】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
【51】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实录》卷15，天启元年十月戊辰，第735页)：“天启元年十月戊辰朔孟冬享……○兵部言登抚陶朗先初索兵十万，顷移咨约用饷三四百万，似不能应，业以山东添兵五万尽付登莱，又发帑金十万两，仍留本省加派银四十万，不足再议那动京边，此外更无点金之术，从之。”
【52】陶朗先.陶中丞遗集上·逮狱侯訉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4册，第51页
【53】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54】谷景阳.重请威海卫印记.:谷景阳,明:：“卫治极山东之东，三面环海，一城负山，形胜险要甲于天下，盖海防一重地也”。威海之名从此始兴。威海即由此而来。
【55】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56】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
【57】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8页
【58】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70页。。
【59】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11页。
【60】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第1页
【61】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第17页
【62】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2021年:《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71页
【63】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第73页
【6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三朝辽事实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7册，第142页
【65】董其昌.吴越所见书画录·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5，第493页
【6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壬戌九月至十二月止》298页》“大学士孙承宗题称：关城有两总兵可当大敌，而抚臣阎鸣泰与臣周旋久矣，其才允堪大任。此时臣宜向登、莱召大兵宣扬声势，盖贼来当在冰坚之日，而回在冰泮之时，冰泮则必惧臣之到。 而臣已留沈有容，着拣选水兵。更移令天津抚臣李邦华，登莱抚臣袁可立各多备水陆诸兵，又檄招练道刘国缙备辽兵四千悉心掺练，备臣来春之用。… 兵部议覆孙承宗本，奉圣旨：关事倚重辅臣，朕知道了。仍听酌量行海防事宜，着天津（李邦华）、登抚（袁可立）镇官用心料理，听辅臣调度，尔每即行文与他。”江苏: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30年
【67】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
【68】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
【69】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二.台湾……
【7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1930年:《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壬戌•七月至八月止》272页
【71】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国榷·卷八十六》/《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袁可立陈发兵出海之期疏》
【72】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湾……
【7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1930年
【73】彭孙贻.先清史料··山中闻见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山中闻见录》36页：“建州将复州总兵刘爱塔使金应奎输款于登莱，请以复州内应。巡抚袁可立使总兵沈有容以舟师赴岛上，与毛文龙连兵应之。……丙因发爱塔内应事，建人发兵三万围复州，执爱塔去，屠复州，空其城。并驱永宁、盖州人民北去，弃南卫膏腴地四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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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高攀龙.《高子遗书·答袁节寰中丞 上》.无锡:陈龙正、高世泰,崇祯五年（1632）:“ 今天下难联者人心，难得者人才，难鼓者士气，得老公祖一点真精神不难矣。太平之涂辙，非艰危之行径。须是廓而大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博而收选，择而使又何害乎？损冗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 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
【78】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
【79】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明崇祯十年（1637）:“时虏尽有南卫，布帆草筏，常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公于皇城岛请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而虏遂远徙，乌鰂之帆不复逍遥海上矣。”
【80】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南卫既失，敌复狙兵旅顺、长山，以距我海上皇城岛，登莱吭也。去□矶岛四百里，逾铁山联广鹿岛，公设骁将一，守备一，兵三千，造艅艎为海防。”
【81】弘华文/洪翼汉.燕行录全编/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2016年/1624年:阁在城东角丹崖上。崖下潴为大池。内呑疏渠。外引远潮。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
【82】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83】梁云构.豹陵集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
【84】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陆时化/董其昌.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节寰袁公行状》：毛文龙者，公故奇其胆智。
【85】李民宬.燕行录全集·癸亥朝天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
【86】董其昌.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吴越所见书画录"卷5，第491-492页。
【87】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二 》
【88】陈鼎.东林列传.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
【89】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先是沈有容兵至广鹿岛，分舟师，布间谍，喧传大兵且至。奴遂弃金而保复，于双墩子掘沟为边。至是屠复州民十余万，虚金、复不守，而以西虏二万人守盖。盖以东，奴不复至，辽人亦不复耕，赭地数百里。
【90】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91】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县:睢阳尚书袁氏家族,2011年
【92】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军事历史研究.南京政治学院,2021年: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
【93】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
【94】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95】明 鹿继善、杜应芳、茅元仪.督师纪略（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督师纪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版社,1991年
【96】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97】李民宬.癸亥朝天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6册，第296页。
【98】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2021年:《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71页
【99】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明熹宗实录》
【100】程正性.睢州志.河南睢州:程正性,清 康熙:“有判将刘爱塔者，令心腹来约降，沈大将军难之。可立曰：“彼诚伪虽未谂，然正用间之会，不可失也。”即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而札中又备述其怨憝之语，以防其泄，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祸。后爱塔果以复州王丙泄其事被戮。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
【101】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明末:《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
【102】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三：兵部尚书董汉儒上言，奴谋叵测，总该在该镇密侦探防奸宄，若能得彼中真消息，暗结辽人之义勇者为我内应，一举歼奴足称奇绩。若犹未也，或且广屯种以足食，厚抚恤以附众，相机观变，务出万全。不然实著既疎，虚声未可长恃也，愿抚臣（袁可立）与该镇（毛文龙、袁可立）熟思之，”上从部议。
【103】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天启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甲寅条
【10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30年:《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三年七月，登莱巡抚袁可立报：三年二月内，复州总兵刘兴祚即刘爱塔欲反正内应，使金应魁赍送密禀，求登抚（袁可立）免死加衔牌票，登抚以因间用间计给与之。……丙■口首爱塔内应情事，憨发夷兵三万，围复州缚爱塔等，去其复州居民。剿杀不尽者赶往北去，并将永宁盖二城男妇尽驱北行，南卫四百里膏腴之地奴一旦弃之。闻奴已将刘兴仁、王丙斩，讫心腹溃而羽翼剪，诸伪将当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105】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明崇祯十年
【106】谢志伟.袁可立：有胆有识有奇谋.福建:福建通讯杂志社,2013年: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10[引用日期2019-06-14]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身在金营心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刘爱塔发密信给明朝登莱总兵沈有容，……在纳受刘爱塔之降和明确优待政策的同时，他也做好两手准备，“计事成则收恢复之功，即事露亦遗彼疑贰之祸”。刘爱塔感于袁可立的宽待，决定当年七月率兵起义。尽管由于叛徒告密，投诚计划最终失败，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元年逃离后金政权归顺明朝并战死疆场。在明金（清）战争史上，刘爱塔是弃金投明级别最高的将领。
【107】徐健顺.中国正史观.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中国正史观》：清朝销毁了中国古代的大批书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丑化前朝。为此不惜大改史实，以致明清是离我们最近的时代，其历史却是最迷糊的状态。举个例说，袁崇焕守宁远，对明史意义重大，但袁崇焕的传记有多处关键点笼罩疑团，而说起来应该比他更重要的另一个人物袁可立却在史书中踪迹皆无，而那段历史到现在也拼凑不完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袁可立曾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乱，并大败努尔哈赤，这对于满清皇室是很丢脸的事吧，所以历史就被修改了。
【108】陈良武.东南学术杂志.福建省福州市: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5年:《东南学术杂志》：在黄道周为传的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主张抗清或甚至直接参与抗清斗争的人物，后因为满清忌讳，他们的事迹及相关史实《明史》或不采入，或极其简略。黄道周此类文章恰好可以弥补《明史》之阙，为今天保存了大量晚明和南明的研究史料。如果将黄道周的这类传记文章连缀起来，就可以为后人展现晚明时期一幅幅壮烈的历史场景。例如，袁可立为晚明重要大臣，但《明史》并未为其作传。黄道周以自觉的史官意识著《节寰袁公传》，以存其事迹，表彰其忠节。文章内容翔实可考，记述生动传神，其中“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数语，从侧面赞扬了袁可立在魏阉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之际持正守节，敢于斗争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捧读文章，会油然而生“才节并见，斯为有立”之感。因此，这篇传记确能对清人修撰之《明史》有纠偏补阙之功，是明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资料。
【109】颜晓军.董其昌与袁氏父子的交往.浙江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史论系,2013年:“……袁可立去世后，他的《行状》系董其昌所写，现存于陆时化怀烟阁本《吴越所见书画录》；孔贞运撰写、王铎书丹《墓志铭》；王铎为他写了《神道碑》；黄道周撰写了《节寰袁公传》；陈继儒则有《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由于牵涉满清忌讳，故《明史》修撰之时未给袁可立立传，因而造成了他有些生平资料的模糊与混淆。”
【110】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澄斋日记》9。
【111】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河南开封/河南通志馆/大象出版社,民国二十二年/2019年，见本注释【7】。
【112】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天启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塘报》
【113】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天启五年六月丁丑朔 壬午 上视朝 兵科左给事中陆文献疏言：……彼毛（文）龙虽锐，其能一旅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许西兵扰乱以坏成局，此其语意大可揣疑。”
【114】郑振铎/周文郁.玄览室丛书续集/边事小纪.民国三十六年
【115】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1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1930年
【117】彭孙贻.先清史料·山中闻见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山中闻见录》36页
【118】董其昌.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节寰袁公行状》
【119】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明崇祯十年
【120】王铎.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121】马世英、陈应辅.睢州志.河南睢州,清康熙三十二年
【12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23】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五：“天啟三年六月（初四）癸亥，兵部覆督师枢辅孙承宗疏，……海上舟师固为牵制亦备捣，沈有容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衞，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见【69】.
【124】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公以为不守金则无以夺海之利而制奴，不据盖据旅顺，则无以守金。我据盖据旅顺以守金，则登、莱可通，辽西可合，东江亦呼吸相应，而奴势日蹙。……公初建议四卫，其后归重于复、盖，以为恢复之要领在是，而中朝卒弗省也。”见【161】
【125】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26】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2021年:《“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71页。
【127】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28】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3年
【129】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2021年:《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71页
【130】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袁可立陈发兵出海之期疏》.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国榷·卷八十六》
【13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李澍田/王在晋/彭孙贻《先清史料/三朝辽事实录/山中闻见录》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
【13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李澍田/王在晋/彭孙贻《先清史料/三朝辽事实录/山中闻见录》：“天启四年甲子正月丙寅初三，建人以玩骑攻旅顺堡，张盘拒守，不能拔。遣使招盘，盘斩其使，火药将尽，盘开堡伏出两山间，建人入堡，伏起夹击之，大败而去。”
【13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至是（天启四年正月初三）建州又率万骑来攻旅顺堡，我兵奋击，建骑不能下，遣使招降，盘即斩以殉，于是围益急，盘设伏南北两山夹攻，建州兵大败而去。”
【134】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实录卷之三十二 》
【13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36】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天启三年十月初四日辛酉”条
【13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江苏国学图书馆,1930年
【138】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天启三年八月初二日塘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天启三年八月初二日塘报》
【13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傅氏长恩阁钞本,清光绪三年
【140】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先清史料·山中闻见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141】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42】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陆时化/董其昌《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
【143】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家族,1637年
【144】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145】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46】梁云构.豹陵集卷十四序·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
【147】陈继儒.陈眉公文集·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 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
【14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李澍田/王在晋/彭孙贻《先清史料/山中闻见录》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甲子》三十八
【14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150】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51】民国29年于非闇补全本《吴越所见书画录六卷.·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清)陆时化辑.陆氏怀烟阁本，清乾隆42年[1777]刻本
【152】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家族,1637年
【15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7册，第351页
【154】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2021年:《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71页
【155】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56】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57】张岱.石匮书后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5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李澍田/王在晋/彭孙贻《先清史料/三朝辽事实录/山中闻见录》《三朝辽事实录·甲子》（天启四年十二月）
【159】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60】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
【161】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62】叶向高《轮扉尺牍》卷6《答袁节寰抚台》，《苍霞草全集》第10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第263页。:”……故此兵必须著落，使者自调、自派、自任，其责看其究，竟何如？而后功罪之衡，可得而定也，门下以为然否？使者苦言渡海之无舟，幸为设法处置，此兵未必足以诛奴，而庶几望以牵制，则门下之见确矣。“
【163】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6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江苏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30年
【165】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66】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天启四年五月十七日庚午）登莱巡抚袁可立陈发兵出海之期……
【167】梁云构.豹陵集·袁环中詹录锦旋序.金陵: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
【168】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69】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
【170】李民宬.燕行录全集（第一辑）》第六册·癸亥朝天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
【171】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17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李澍田/王在晋/彭孙贻《先清史料/三朝辽事实录/山中闻见录》《三朝辽事实录》卷之十四
【173】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见【112】
【174】明 孙承宗《高阳集·又答袁节寰中丞》。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本。见【4】。
【175】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2021年:《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73页
【176】 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177】王铎.拟山园选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178】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陆时化/董其昌《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
【179】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1637年:“会毛帅恃功暴横，满蒲、昌城之捷，诞忘殊甚。公曰：‘吾餙报而邀功，扶同以欺君，父臣子义不敢出也！’于是移檄东江，覈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兵部侍郎。”
【180】王铎.拟山园选集·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后以议觕(cu)毛文龙有蛰公者，夫人欲与归，因公首功，以少司马晋公秩，得诰封三世。封淑人，荫其子。”
【181】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朝鲜:洪翼汉,1624年.
【182】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实录……
【18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李澍田/王在晋/彭孙贻《先清史料/三朝辽事实录/山中闻见录》
【184】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赵亚军.”用海”复辽：海上力量与明末“三方布置”战略之成败.南京:南京政治学院,2021年:《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一期第74页
【185】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186】柏红.东江镇存亡与明清东北战局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87】袁可立.观海市诗（蓬莱阁碑刻诗文赏析·袁可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188】李民宬.燕行录全集（第一辑）》第六册·癸亥朝天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
【189】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8辑.黄漳浦文选,
【190】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家族,1637年
【191】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
【192】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陈眉公文集【193】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十八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陈制奴要著…,…因荐加衔都司汪崇孝、加衔游击赵佑可助毛文龙，章下兵部。”
【194】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六:“天启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条.
【195】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1637年
【196】张惟贤、顾秉谦.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北京:官修,明代.
【197】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张廷玉等《明史》卷259《熊廷弼传》，第6694-6695页
【198】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明崇祯十年
【199】高攀龙.高子遗书·答袁节寰中丞（上）.:甘肃省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家刻本
【200】高攀龙.高子遗书·答袁节寰中丞（下）.:甘肃省图书馆藏……
【201】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02】孙承宗.高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清顺治十二年:答袁节寰登抚：“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 世人喜掩耳窃铃，而耳竟不可掩也。沈将军强为公家出，便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无藉人言。为释负计，兄顷言其病也。 然乎，以大将军旗鼓仅三千余，自是难责。……”
【203】孙承宗.高阳集.清顺治十二年·答袁开府节寰
【204】董其昌.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05】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8辑.黄漳浦文选
【206】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河南睢州:睢阳尚书袁氏,明崇祯十年
【207】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下）.甘肃省图书馆,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家刻本:高子遗书·答袁节寰中丞（下）
【208】马世英、陈应辅.睢州志.河南睢州,清康熙三十二年
【209】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当涂:夏氏校证《荆驼逸史》本,清同治年间
【210】温体仁、张至发、孔贞运等.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11】谈迁.国榷.古籍出版社,1958年
【212】陈鼎.东林列传.中国书店,1991年:四库全书·东林列传
【213】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
【214】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
【215】梁云构.豹陵集·袁环中詹录锦旋序.金陵: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
【216】梁云构.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金陵: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崇祯四年
【217】（明）杨嗣昌：《杨嗣昌集》卷45《答杨左司马一鹏》，梁颂成辑校，1087页。
【218】2021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赵亚军博士学位论文《擘画海疆：袁可立巡抚登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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