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人生悲苦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能够与其比肩的，除了鲁迅、矛盾、巴金之外，恐怕再无人选。但沈从文所为人敬仰的，还不仅仅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在扶持文学青年上的古道热肠，让人感佩、令人景仰。

　　当年在北平，沈从文已经是誉满文坛的青年作家。主持《大公报》的文学副刊。而萧乾当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他去拜访沈从文，请教一些他迷惑的文学问题。沈从文很喜欢这个有才华的青年，谈话结束以后，去一家饭馆请萧乾吃饭。沈从文用秀丽的毛笔字写了菜单。临走的时候，萧乾希望能够保留这个菜单留作纪念。沈从文手一挥说：“不用，我以后会给你写很多信的。”从此以后，沈从文果然很热情地给萧乾写过很多信，而且总是以“乾弟”称呼萧乾。

　　萧乾这时已经把写小说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他在1929年和1930年的《燕大月刊》上发表过小说《梨皮》和《人散后》，但自己并不满意，渴望得到沈从文的指导。沈从文很喜欢这个勤奋的青年，把他看成同自己一样的“乡下人”。沈从文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沈从文对语言的这种认知，深深影响了萧乾。他明白“字不是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地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萧乾跟沈从文学着把文字当成绘画者的颜料，“在把笔尖点在纸上那刻，他心智的慧眼前已铺出一幅连环图画，带着声音和氛围，随着想象的轮无止息地旋转。绘画者的本领在调匀适当的颜色，把这图画以经济而有力的方法翻移到纸上去”。

　　有一次，萧乾问沈从文一个一直困扰着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沈从文告诉他：“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和友谊。”

　　萧乾骑车回燕园的路上回味着沈从文的肺腑之言，暗自下决心，在文学道路上，要像沈从文那样埋头苦干，心里充满了欣悦，也增添了自信。

　　在沈从文的精心呵护之下，萧乾的创作水平突飞猛进。不久，萧乾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篇名叫《蚕》的小说，并认真抄在印有燕京大学字迹的红格稿纸上，寄给了沈从文。这一天是1933年9月29日。

　　一个月之后，《大公报》用前所未有的篇幅，发表了《蚕》。这是萧乾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而且发表在了很有影响的《大公报》副刊上。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萧乾，在燕大文科楼的阅报栏看到《大公报》的时候，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过几天，萧乾收到沈从文的信，说“有一位既聪明又高贵的小姐”要见他，因为那小姐说《蚕》是沈从文主编《大公报》副刊两个多月来她读到的最好的小说。

　　星期六下午，萧乾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大褂如约先到了沈家，才知道那位小姐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才女林徽音。他把萧乾引进林徽音著名的“太太的客厅”，从那时起，萧乾成了人们惯称的“京派作家”中年轻的一员了。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萧乾最早的几篇小说，如《小蒋》《邮票》《花子与老黄》《邓山东》《印子车的命运》，全经沈从文之手，发在《大公报·文艺》上。《大公报·文艺》成为萧乾文学创作的摇篮。

　　1935年7月，萧乾刚一毕业，就由沈从文介绍进入《大公报》工作，后来接替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还不仅仅如此，沈从文又把当时的名家杨振声、金岳霖、冯至、朱光潜、卞之琳、李广田、巴金、靳以等一一介绍给萧乾。

　　“八一三”以后，《大公报》缩版，萧乾被遣散。流亡到武汉投奔沈从文，沈从文为他找到栖身之处，还让他参加从1933年就开始进行的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沈从文每月都送给萧乾50元钱贴补家用。这份真挚的友情，一直让萧乾没齿难忘。

　　两人这样深厚的友谊，尤其对于萧乾来说，沈从文于他是有知遇之恩的。如果这些年没有沈从文不遗余力慷慨相助和大力扶持，就没有后来的萧乾。但是遗憾的是，解放以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萧乾担任了领导职务，而沈从文则是硬被逐出了文学阵营，搞起了古代服饰研究。后来，两人甚至形同陌路，沈从文甚至临去世还留下遗言不准萧乾参加追悼会。究竟是萧乾做了什么让沈从文恼怒的事情，让人费解，也令人万分惋惜。

　　沈从文在扶持文学青年上的高风亮节让人感慨万端。但是，一如他与丁玲的纠葛一样，他的一腔古道热肠，最终竟然落得个伤怀满地。我们可以想象老人家晚年回忆人生时的内心悲苦与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