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古城“龟象”城池的文化溯源

　　商丘古城“龟象”城池，从建筑文化思想推本溯源，是民族思维模式惯性所致；从殷商文化源流寻踪觅迹，是商丘地域人文精神濡化使然。

　　一、从建筑文化思想推本溯源，“龟象”城池的建造不单是“仿生学”思想的应用，更是“法天象地”原则、“天人合一”精神、“取象比类”方法等民族思维模式融会贯通于一体处理天地人之间有机关系的综合运作

　　城市，既是文明过程的产物，又是地域文化的象征。历史城市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历史文化的缩影。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设计建造深受中华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影响，极具历史文化内涵。从我们目前所占有的材料来看，我国的古城池中具有“明龟城”之象的城池就有淹城故城、苏州古城、成都古城、平遥古城、永泰古城、昆明古城与郑州商城等，更不用说那些被注入龟文化内涵的“暗龟城”了。古城池被建成“龟象”城池，这还要从中华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思维模式、龟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化特质说起。

　　1.独具民族文化个性的建筑思维模式

　　我国古代城池的设计建造不仅要显示出一个地方的兴衰历程，更要体现出地域文化。也就是说，古代城池的选址、规划、布局与建造绝不仅仅是土木之事，更是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融合、互补的结晶。“法天象地”要求把城池的形态结构和城池的文化主题，与城池所处位置的地形地貌、天文星象以及天地灵气相感相通，也就是“其尊卑以天地为法象，其交媾以阴阳相配合”，把城池营造成一个阴阳互补互助互动的活体。“天人合一”精神要实现人与天、地的合一，亦即“主客合一”“天人合德”，要求人类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取象比类”通过某一较抽象事物与另一较具体事物之间的比喻，使人们体验到两者的某种共性和互通。通过“取象比类”，人们对较具体事物的某种体验就转化成为对较抽象事物本质属性的体验。

　　中国古代运用“法天象地”原则、“天人合一”精神、“取象比类”方法等进行“仿生”规划设计建造的城池比比皆是，“龟象”城池仅是其中一类，还有诸如“牛象”城池（明代开封府）、“鲤鱼”城池（明清时期的泉州城）、“凤凰”城池（明代大同城）和“葫芦”城池（明代南京城池），等等。总而言之，在古代城池的规划设计建造中，人们往往要通过特定的规划设计使城池体现出某种更具生命力的事物形象，来表达人们对该城市的美好希冀与祝愿。概言之，我国古代城池规划设计建造中所运用的“法天象地”原则、“天人合一”精神、“取象比类”方法等“仿生”规制，已固化为民族建筑文化的一种模式，升华为民族建筑文化的基因而传承于子民后代。

　　2.龟的文化特质与历史地位使其成为古城池规划设计的“仿生物”

　　龟本是大自然中的一类水陆两栖动物，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却被视为“神灵”之物，位列“四灵”（龟、龙、麟和凤）之首（见《礼记·礼运》），被看作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在古人的视野里，天空中的日月星辰都附在天盖上（天体论之盖天说），夜晚的满天繁星构成了一幅图画，称作“天文（纹）”。“神龟之象，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长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者。”（见《礼统》）也就是说，龟背上纵横交错的天然花纹酷似“天文”。龟甲在七千多年以前已被赋予神秘的意义。所以，古人认为龟能传天道，观龟之象即可窥天之语。于是，一些城池的规划设计在契合地形地貌的基础上，取象于龟的形状，比拟于龟的灵气、长寿、吉祥等，形成城池规划格局的独特个性。如此，城池就不再单单是毫无生命的土木建筑实体，而变成了具有灵魂的活生生的灵物，并承担着一定的文化功能。这样，人们便认为该城池能够获得“龟”的神奇功能，给城市带来吉祥和平安，并保佑这个城池长久不衰。

　　由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辐射悠远以及文化的涵化、同化、融合与社会化，个性文化随时代的发展逐渐共性化，有着独特文化特质的龟城造型也逐渐被广衍开来，“龟象”城池也便成为中华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共性表现形式之一，便出现了不同区域大同小异“龟象”城池的争奇斗艳。

　　二、从殷商文化源流寻踪觅迹，商丘古城“龟象”城池是对先商文化的传承，是历史上商丘地域的政治、历史、文化、思想等人文精神濡化的成果，更是商丘“三商之源、华商之都”历史地位的有力佐证

　　从龟崇拜文化的源流来看，殷商王朝对龟的崇拜是流非源，但却是集大成者；从殷商文化的源流来讲，商丘作为殷商文化的发祥地，是殷商文化构成中龟崇拜文化这一支脉的源。因此，在商丘地域内建“龟象”城池不仅有历史依据，更有文化根基。

　　1.殷商王朝是中华历史上对龟崇拜的集大成者

　　众所周知，安阳的知名度是由龟甲所带来的，“一片甲骨惊天下”。安阳作为殷商后期文化的集大成之地，出土了大量价值连城的龟卜甲文。通过对这些龟甲文字的解读，得知殷商王朝对龟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来看，殷商卜问的方面很广，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帝王贵族们的私人生活，诸如祭祀、年岁、征伐、天气、福祸、田狩、疾病、甚至生育等，无不取决于占卜，并因此留下大量龟卜辞。“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见《史记·龟策列传》）我们也深知，殷商人不是龟崇拜的肇端者，但却是对龟崇拜的集大成者。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殷商后期龟文化的繁荣昌盛必定源于先商文化对龟崇拜的肇始，毕竟一个朝代的建立先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2.商丘是殷商王朝龟崇拜文化的肇始地，历史上一直对龟崇拜有加，取象于龟建城池入情入理

　　商丘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是三商之源、华商之都，是殷商文化的肇始地，源远流长且一以贯之。商丘是“三皇五帝”之一颛顼的建都地，而颛顼与龟同属，他是在瑶光星（北斗七星之第七颗星）散为龟之时感应而生的（见《春秋·运斗枢》），也就是说，颛顼是龟的化身。再者，商汤灭夏建商就是受“龟意”而得天下的。相传，商汤有一次在亳郊外散步，发现有黑龟背赤文成字“夏桀无道，汤当伐之”，于是，成汤便按“龟意”起兵灭夏建商。所以，自商汤起，殷商人便将龟奉若神灵，从上到下事事借助“龟卜”来顺从上天（祖先）之意。春秋宋国时期，宋国就有地名叫龟邑（见《左传》），《史记·龟策列传》还记载宋元王（即宋元公佐，公元前531年—公元前517年在位）因得到神龟，战无不胜、无往不利。综合上述传说和文献材料，我们很容易得出历史上商丘一直重视龟、崇拜龟的结论。

　　如此说来，在殷商文化的发祥地崇拜龟、取象于龟并进行城池格局的规划设计，既是对殷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又是殷商文化濡化的具体表现。所以，在商丘这一地域内建“龟象”城池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商丘古城“龟象”城池与商丘“三商之源、华商之都”的历史地位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印证。况且，我们还可以有理有据地讲，伴随殷商文化的传播与衍射，商丘古城“龟象”城池的规制更是商代以后国内其他“龟象”城池规划设计建造所借鉴或参考的样板来源，也就是说，要或多或少受到从商丘地域辐射出去的龟崇拜文化的影响，这还应是商代以后“龟象”城池规划设计建造中的共性与主流文化。

　　三、龟因其文化特质和历史地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天然地成为“天圆地方”观念的指代物，成为人们内心精神力量在现实世界进行创造的最佳象征。于是，“龟”与“天圆地方”在我们民族的思维中达成统一，并固化为世代传承的一种思维模式

　　商丘古城作为多功能兼备的人居环境，其“天圆地方”龟城格局是人们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对环境、文化因地制宜、兼收并蓄、富有创新的一种理想安排。这种格局把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相类相通并在本质上达成协调与统一，达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辩证统一，充实了商丘古城与天地日月同在共存的象征意境。

　　商丘古城为龟城的论断将具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其一，它为商丘古城“申遗”找到了普遍价值，对“申遗”路径的甄选提供了新思维；其二，它对西周宋国都城的考古将产生启示，我们敢于大胆推测，西周宋国都城的规划格局应是“外圆内方”，当前的考古发现仅是整个西周宋国都城的内城。如此，它也将为西周宋国都城联合常州淹城、郑州商城、曲阜淹城等“‘天圆地方’商文化古城池”走“联合申遗”之路找到了理论支撑；其三，它将为商丘市塑造城市形象，打造天下第一龟城提供历史依据与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