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教育家窦克勤及其教育思想

窦克勤画像。

清代康熙年间，柘城县文风蔚起，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接连考取进士13人、举人47人，闱试获俊者每科常有四五人，是清代柘城文化教育发展史上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

在这一鼎盛时期，最令人称道的英才俊杰当数理学教育家、翰林院检讨窦克勤。

窦克勤，字敏修，号静庵，又号艮斋，柘城县邵园乡窦老庄人，生于顺治十年（1653年），卒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一生潜心钻研程朱理学，致力于发展家乡教育，苦心创办朱阳书院，励志聚徒讲学明理，笔耕不辍著书立说，而得与驰名中原的一代名师大儒孙夏峰、汤潜庵、耿逸庵齐名，并称为“中州理学四君子”。他那严谨细致的学风、勤奋刻苦的精神、淡泊名利的品格、精辟深刻的教育思想，都值得我们去细心品味、认真学习和大力发扬。

一、窦克勤生活和成长的时代背景

窦克勤生活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对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压制相结合的文化教育政策。一边对有反清意识的文人儒士大兴文字狱；一边大尊孔孟之道，倡导程朱理学，褒扬为清朝封建统治者效忠尽力的“理学名臣”，同时利用科举考试、推举“山林隐逸”编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丛书等方式，笼络知识分子皓首穷经，习读八股文章，研讨程朱理学，埋头于辞章、义理和考据学之中。因此，书院之兴和理学之盛便又风靡一时。

窦克勤出生于书香之家，祖父窦筠峰居乡教授讲学，父亲窦大任也是一位奋志励学、品行卓然的理学醇儒，曾与理学名儒孙夏峰、汤潜庵、耿逸庵交往甚密，研讨理学，为窦克勤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窦克勤幼承家教，酷爱读书。他五岁授《四书》，能解句读；八岁受易学，十岁为文，“辄得惊人句”；年十五，即入县学，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而越发励志上进。为了增进学识、明彻事理，他曾在六年间五至嵩阳书院，与理学名儒耿逸庵等人讲论切磋，投契甚深，深得诸先生器重，皆称呼他为“小友”。

二、窦克勤一生的教学实践

窦克勤从事教育事业是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33岁开始的。

那一年，窦克勤乡贡于京，就去拜谒名儒汤斌。汤斌“以师席不整，劝就教职”，窦克勤慨然应允，出任泌阳教谕。当时，“泌阳地小而僻，人鲜知学”。窦克勤即以兴学教民为己任，集诸生分置仁、义、礼、智、信五社，每社择学行兼优者为师长，教授以孔孟正学；五社之外，又设童子社，令年幼者读《孝经》《小学》，稍长者读五经等书。在他的大力倡导和精心组织下，泌阳文风为之一振。

康熙二十七年（1688），窦克勤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即因母亲去世服丧回籍。守孝期间，慕名求教者络绎不绝，以致家中“踵接无所容”。他看到家乡学子求学无所，便毅然继承祖父讲学授徒的未竟之志，与父亲共图兴学大业，谋创讲习之地，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择地柘城东门外，创建了柘城历史上第一所私人书院。

书院在多方捐助下于当年奠基兴建，次年开始聚徒讲学。以后逐年添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全部竣工，前后历时十九年，其工程之艰巨，可以想见。因位于朱襄旧城之南，故取名为“朱阳书院”。

书院坐北朝南，南临东门通衢，西依护城小河，为四进三层大院。跨进大门，为一堵照壁；照壁之后，乃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先圣殿；大殿左右，乃是先儒祠与正学祠，为供奉七贤（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许衡、薛瑄）、五儒（曹端、吕坤、窦筠峰、汤潜庵、耿逸庵）之所；大殿之后是三间讲堂，乃聚徒讲学之处；讲堂左右是友善堂与寡过堂；讲堂之后雄矗着一幢双层藏书楼，左右则有三乐堂、崇道堂相配合；书院西厢，有弘毅斋、修业斋、由义斋、主敬斋与粮房相扶衬；东厢有导道斋、进德斋、居仁斋、存诚斋与厨房相衔接。整个书院布局整齐，设施齐全，规模宏大，堪称读书之佳地。

窦克勤自创办书院后，曾两入京师为官，三主朱阳书院。服孝期满，他入京补原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授翰林院检讨；次年，又以服侍父亲为由返乡，重新开始了讲学生涯。他自号“朱阳主人”，讲学授徒。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朝廷征召甚急，窦克勤再入仕途。康熙四十年（1701年），他又以病假返乡。从此，他殚力书院，绝意任进。

朱阳书院的创建，使四方求学者求有师、学有址、诵有所，几十年间学者云集，声教大振。按察使胡介祉称赞说：“朱阳书院不惟与嵩阳（书院）遥峙争辉，抑且继睢阳（应天书院）之遗烈。”清名士赵士林有诗赞道：“朱阳名胜着千秋，讲学于今绍往休，考道渊源惟暇日，追随岭畔作闲游。”清人金国祥写诗赞扬他：“礼乐家庭传蜀洛，诗歌雄浑薄钱刘；谈经北面三千士，作赋中州第一流。”由此可见，朱阳书院与窦克勤备受推崇于当时。

三、窦克勤理学教育思想初探

窦克勤一生致力教育，更努力研究理学，笔耕不辍，所著《理学正宗》《四书阐义》《孝经阐义》《圣学集成》及《天德王道编》等书，乃是他理学的代表作。

应该说，窦克勤的思想体系虽然较为复杂，但主体上却是建立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上，是阳明理学的忠实信徒。

大家知道，北宋唯心主义理学家程颢、程颐提出“理”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他运用理的范畴，把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联系在一起，创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明代陆九渊、王阳明则把佛教禅宗思想糅合进去，以“心即理”为命题，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理论学说，成为了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

窦克勤一生心接程朱，潜心穷理，励志笃学。他在《理学正宗序》中写到：“道在天下，命于天，率于性，尽于圣，载于经。”“人各天地之理以为性，各得天地之气以为形。此身此理，从天地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在他看来，所有伟大而圣明的道理，都来源于上天；上天生人之时，就把仁义礼智信赋予了他们。因此他说：“理本固有，非假诸他人；事属分内，何待于外索？”他认为，只要人们恪守天理，诚意正心，“不役役于耳目之用，不逐逐于私欲之途”，就能够“践形尽性”，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这是因为，“即一事一物而在，亦即万事万物而在；即一朝一夕而常存，亦即百年千年而常存；由一本而体于万殊，仍由万殊而会于一本”。只要努力砥砺自身，加强修养，研讨事理，探索规律，就可“始知天命之流行”。他在病榻之上，闻“有执心字作谈柄者”，因“未能赴讲”，便写诗训示道：“学但师心理未穷，谁知万紫与千红；从来古圣传心法，精一方能执厥中。”这首形象而透辟的哲理诗，就集中体现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在政治上，他主张“长民者”效法尧舜，“以仁爱为本”。他在给康熙皇帝进献的条幅中写道：“治法尧舜，学尊孔孟，其要在主敬谨独。”这就集中地代表了他的政治主张。

他主张“欲维世道，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明人伦”，也就是说，要“教以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为政者，必须“本之以仁心，运之以精明，成之以果断……平市价，缓征科，宣上谕，崇宾典，辟书院，设义塾”，积极“倡导人伦，鼓舞劝迪”。他认为，为政之中“最为民害者，无如私派一端”。当政者首要在于“饬官清廉”，“官清廉则滥派绝矣”。

窦克勤把封建道德的最高准则归结为一个“孝”字，生平为学，以孝经立身行道。他认为理之中有“仁”字，仁之中有“孝”字。在《孝经阐义》《事亲庸言》中他阐发仁孝之旨，主张以孝治天下，敬父母，忠君主，惠百姓，爱万物。

在教育的作用上，他从性善论的立场出发，主张“圣学之要，旨在复性”。他认为，人秉承天地之气孕育了自身，利用天地之理而养成了心性，然而自身不能付诸实践，心性不能臻于完善者，是因为未能坚持学习，加强修养。为了永远保持人的天性不受玷污，就必须“正其道，坚其守，鼓其力，成其旨”。因此，他在《朱阳书院志序》中说道：“惟圣人能学，故聪明日益，践履日纯，与天道同不已焉。众人不学，故智塞行亏，不可与入圣人之道。”所以，“天下万世所必由之学也”。这里他突出地强调了读书学习、明道进德、修身养性的重要作用。

在教学方法上，窦克勤提出了许多正确意见，并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经验。其一，要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注重“弦诵准乎时、肄习择乎地，积日累月，优游厌低于其中”，这也是他之所以兴办书院、聚生徒讲学的原因和动机。其二，要重视积少成多、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他认为教育非一朝一夕所能见效，必须使之“居处渐磨，涵育积累，逊志于学问，思辨之内，而实体乎人伦日用之常，致功于戒惧慎独之际”。如此持之以恒，方能达到“熟体”“察精”的地步。其三，求学者必须心正意诚、态度端正、不存邪念。他认为，“格物致知，后吃紧处于诚意关头。过此则圣，昧此则狂”。读书人如果只是“目纠扰辞章，妄觊觎于禄位，始则利欲扰之，继则未必不以奇裹乱之，终必蠹圣道而坏人心”。因此，求学者“不可不谨也！”其四，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技巧和教学方法。何谓学习？窦克勤认为，要“学践形，学尽性”，了解“辟学之荆榛，循学之途辙，望学之门庭，勤学之步武，历学之阶级，窥学之堂奥，六经之精蕴”，掌握学习知识的“开关启钥”。清人钟德言在《竭朱阳书院纪言》中说：“至于先生教人之法，确有要旨：如道原自天，学在原性，仁为教本，孝为仁用，主敬存诚，体忠恕，皆圣贤精微之学。”这是对他整个教学内容与教育主旨的全面概括与总结。其五，求学者要结合实际，体验于心，体察于身，注重实践，身体力行。他认为，“学术本于人心，人心关乎世道”，提倡“体诸人伦日用之常，严之戒惧慎独之际，极于穷理尽性之微”，主张“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六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以期达到“扶植人心，维持世道”治学之目的。他强调学习知识要善于体察，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他说：“每日所见的是眼前人，所行的是眼前事，缘是眼前道理，视为寻常，故而大多当面错过，却不知眼前有无限精义妙道，最不可轻忽过去。”这和我们提倡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处世，大抵是一致的。

窦克勤一生致力教育，其成功之处主要有两点：

其一，严格管理，治校有方。在任泌阳教谕期间，即分立五社长，并设《劝善规过簿》，每日纠察，详细记录，严明奖惩。创设朱阳书院后，为使书院教有程、学有规、课有时，他制定了祭礼、入学、听讲、应对、请假、应宾等规章制度，以检束学生“细行”。对求讲官情、求照私事、求发书函、求荐馆宾，或讽刺时事、谈人闺门、戏谑滋慢、诳诈作伪、爱取人物、忌毁人善、藏匿书笈、阴窥私筐者一律禁绝，概不姑宽。所以，书院内外秩序井然。他的从严治校、从严育人的方针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其二，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他主张师生“相观而起，相讲论而明，相切磋砥砺而进”。每值讲期，“同来学者讲贯于内，邑侯广文诸绅于前，诸生以次序坐。少间，司讲者揖立讲案前，讲书某章，人皆肃然起敬，无惰容。讲毕，揖而退。官士析疑解惑，互阐学旨，于天人性命，盖油油如也”（《朱阳书院志》）。“学者无不欢欣鼓舞，娓娓不倦。觉天光云影，水流花开，融目无非道机”（《朱阳书院志序》）。在封建社会里，他能采取这种一人讲授、大家发挥、各抒己见、相互切磋的讨论式教学法，确是难能而可贵的。